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本文以下简称公约）达成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探索和持续构建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模式。然而对发展模式是否能实现低碳转型的信心缺乏，决定了国际社会在谁应该承担多大的减缓责任方面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即便《京都议定书》（本文以下简称“议定书”）建立起了“自上而下”为发达国家确定减排目标的模式，但其实施效果也未能尽如人意。^[1]在2013年底波兰华沙举行的公约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上，各国同意启动“拟提出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准备工作，^[2]基本确认了各国“自下而上”自主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新规则。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一规则不利于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评估报告对全球减缓提出的要求，但从政治上看，这一规则有利于吸引全球各国的广泛、平等参与。^[3]根据这一要求，欧盟、美国、中国等公约的主要缔约方陆续在2015年上半年提出了INDC。本文按照覆盖领域、减缓力度、描述指标和法律属性等不同的要素解构这些INDC，分析了“自下而上”这种规则和INDC进程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影响，并指出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发展

自气候变化作为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构建的议题纳入国际谈判以来，历经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达成与签署生效，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在曲折中有所发展。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记录下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之后，在2011年又设立“德班加强行动平台问题特别工作组”（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并开启了相关谈判，特别是在2013年华沙大会启动了各国2020年后“拟提出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准备进程，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呈现显著不同的新趋势，其主要特点在于公约下各缔约方的权利义务划分，从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模式推进转向主要以“自下而上”的模式推进。

1.“自上而下”的模式

国际气候治理制度构建始于气候变化议题被纳入国际合作和制度谈判的进程。公约以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为目标，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把缔约方所应承担的责任分为两类：发达国家需要承担量化减排承诺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并在得到发达国家的相关支持下采取积极行动。在此基础之上，议定书进一步为发达国家提出了强制性的量化减排目标。这种国际气候制度构建的模式，以共同目标为出发点，根据达成共识的原则和规则，如责任分担（Burden-sharing）方法等，将目标分解到各国实施，成为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Top-down）模式。

公约及其议定书以“自上而下”的方法确定了相关缔约方权利义务，尤其确立了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4]以及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背景之下的发展权利。这种模式往往法律约束力强，伴有严格的遵约机制，核算规则统一，设有严格的测量、报告、核实规则以确保透明度，但各方达成行动共识的难度大、进度慢。

“自上而下”模式贯穿于整个国际气候治理制度构建的早期，在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减缓行动中也经常被采用。2007年，缔约方根据巴厘会议授权而开启的“双轨”谈判，也是该模式的进一步延续，2012年多哈会议终结“双轨”谈判之后，“自上而下”模式不再作为主要的气候制度推进方式。

2.“自下而上”的模式

早在1990年，William Nitze^[5]就曾指出，国际条约一般而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但人们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倾向于采用“自下而上”（Bottom-up）的模式。

《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开启了公约缔约方共同以“自下而上”方式做出减缓许诺的新规则。而自德班大会形成新的谈判授权后，经过两年的酝酿与试探，各方关于“德班平台”谈判两个工作流程的设计、主张和立场已基本成形，对于“承诺加审评”的国际合作模式有了一定的共识。随着2013年华沙大会启动了各国2020年后“拟提出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准备进程，“德班平台”谈判迈出了关键性一步，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确保于2015年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这同时也进一步确定了主要以“自下而上”模式推进国际气候治理制度建设的新趋势。

“自下而上”模式主要依靠全球各国自愿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别行动或目标，再汇总形成全球共同行动或目标，并有可能伴随着对于目标及其执行的评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