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充分认识中小城市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剧烈变迁，中小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一方面，基层社会建设水平严重滞后于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干部来源不足、渠道狭窄，缺力量配备、缺薪酬保障，缺运作机制等问题突出，在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和解决深层次社会矛盾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利益诉求分化加快，如工业化发展与当地人居环境之间的矛盾、城市化进程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产业转型升级与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等，导致公共决策常常处于“两难”困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一些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中小城市社会治理的风险和难度还将进一步增加。

（一）经济步入新常态增加中小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样的高增速也积累了许多风险和问题。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房地产去库存任务艰巨，企业盈利能力越来越差等。相对于大城市而言，这些现象在中小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未来，中国经济将步入痛苦的调整期，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向质量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调整过程中，一些行业难免受到较大冲击，有些企业甚至会退出市场，经济停滞、收入减少、失业增加等将牵动广大民众的敏感神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城镇化进程加速使中小城市社会治理压力持续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7.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进入城镇。但与城镇化飞速发展相伴的是，一方面，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过着“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半城镇化生活，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另一方面，大量人口涌入与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引发了交通拥挤、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公共服务供给紧张、刑事案件高发等问题，本地居民为恢复宜居家园不断抗争，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新增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在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情况下，广大中小城市将担负我国未来城镇化主要载体的历史使命，中小城市面临的社会治理压力将持续增加。

（三）互联网时代到来使中小城市社会治理环境复杂化

近年来，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5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人，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6.1小时。网民不仅队伍规模庞大，而且网上活动异常活跃。

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渗透，给社会治理和社会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网络在城市生活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空间——缺场空间，这是一种人的身体不在其中、面目不呈现的新形式社会空间，传统的针对城市社区的社会治理形式对其完全不适用。而且，进入网络缺场空间的网民90%以上是职业群体，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对社会问题最关心、最有参与能力的社会中坚力量，他们通过信息交流、观点沟通、社会评价等活动传递信息和理念，大大提升了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网络大V”“意见领袖”轻描淡写的一句评论都有可能引发现实世界的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互联网“技术赋权”的结果，是不受地理边界和局部环境限制的流动权力。中小城市是未来互联网普及的主战场，创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