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县）级党委通过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在市（县）域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其领导方式、方法和水平集中体现在决策上。我国市（县）级党委决策机制是市（县）一级政权定政策、谋发展的核心机制，其运转效能反映和体现市（县）级党委的决策能力、决策水平，影响和决定着决策目标的实现。

目前，我国市（县）级党委决策形成了程式化机制，形成和固定下来了一整套相对健全的做法和程式，其中，市（县）级党委常务委员会是最为核心的决策机构。决策性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改革发展的顺利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低造成人、财、物的低效使用甚至浪费，损失难以估量。实践中，我国在市（县）决策方面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值得继续坚持和发展。必须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执政水平的战略高度，总结经验、研究问题，更好推进市（县）委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问题。

一 市（县）级党委决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个人色彩浓厚。部分市（县）级领导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重视学习掌握科学民主决策的理论，主观认识严重不到位，甚至有嫌麻烦或抵触的情绪；部分领导不相信科学决策，以情况不适合为借口，以实用主义为原则，把本应进行理性决策的事项简单化。这两种情况的存在造成市（县）级党委决策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领导者个人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

二是重决策形式，轻内容和质量。经过长期探索，我国市（县）级党委形成了党委决策、政府决策、人大讨论表决、政协讨论以及纪委监督等众多方面组成的逻辑严密、环节相扣、程序严谨、权威度高的决策体系，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市（县）级党委决策重形式轻内容和质量。在人事调整、大项目立项投资、资金使用等重要事项方面，市（县）级党委集体决策时常常出现形式上一次通过的局面。而在责任决策方面，如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集体决策氛围十分浓厚。另外，信息不充分、有效讨论不够、忽视和不鼓励不同意见、过分突出市（县）委书记或县长的决策权、专家团队单一且固化等问题普遍存在。

当前所有市（县）级党委都采用了党委常委会集体决策的形式。但市（县）级党委决策的“集体”形式在有些时候和一些领域则显得空泛和流于形式。比如，在涉及“权力”和“权威”体现的重要人事调整、重大建设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方面，个人常常成为左右决策的主导，集体决策演化为个别人决策甚至个人决策的代名词。而在涉及责任追究和承担的决策时，集体色彩则又十分“浓厚”。市（县）级党委决策中的个人色彩浓厚问题集中体现在人事调整的决定权上，表面看来，决策规章制度体现了集体的权威，避免了“个别人说了算”的问题，但操作起来往往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

三是党委、人大、政府间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市（县）人大常委会领导在同级党委的地位与他们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不完全匹配。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市（县）级人大和政府领导在同级党委中的地位不利于这一规定的落实。目前，大多数市（县）权力机关领导并非同级党委班子成员，而同级党委常委中，政府领导则占比较高。这使应该“产生、决定与监督”地位的权力机关领导被处于“被产生、执行与被监督”地位的政府领导“领导”。这种现象导致人大履职被动，客观上降低了人大决策权重。

个别市（县）级党委对政务决策包办代替，党委会研究决定政府权责范围内的事项，或以“党政办公会”讨论决定政府职权范围的重大事项。本应管宏观、管全局、管长远的市（县）级党委介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事务，是明显的越界行为。这种行为不但削减了政府的法定职权，损害了《地方组织法》规定的“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职权，而且侵蚀政府领导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也给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开展各方面监督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四是市（县）级党委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很不完善。随着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略的深入实施，执纪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对领导干部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不断得到落实，领导干部的决策责任意识大大增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慎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