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缺乏兴趣且领域甚少

1990年以前，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关注不多，较为扎实的学术著作屈指可数，如简·戴文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特巴多·费勒西（Teobaldo Filesi）、布鲁斯·拉尔金（Bruce D.Larkin）、阿拉巴·奥根桑沃（Alaba Ogunsanwo）、于子桥（George T.Yu）、艾伦·哈钦森（Alan Hutchison）和菲利普·斯诺（Philip Snow）等人的研究。^[1]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未十分在意，虽然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一般倾向于将中非关系放在国际关系或发展研究的角度去考察。曾任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的杰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较小；同时预言中国强大后会对非洲人变得更为重要，而非洲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考量中只会是重要性最小的地区。^[2]今天看来，这种预言并不符合事实。这一时期，对中非关系研究较多的是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和英国学者伊恩·泰勒（Ian Taylor）。

布罗蒂加姆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对西非国家的农业援助方面。她发现，中国高层对非洲的访问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一时期内有所增加，“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现今和以前的超级大国外交政策的谋划中已被边缘化，但它仍是中国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非援助中15%～20%的款项用于农业援助。“尽管整个援助承诺方面在不同年份有所变动，中国人也承认他们不能再支持像坦赞铁路那种规模的项目，但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仍继续提供新贷款，并免除了多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她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对非援助与西方的不同，中非关系将带来双赢，中国的援助可能会在帮助非洲推进“绿色革命”方面起到积极作用。^[3]

伊恩·泰勒的研究重点放在冷战时期中国与南部非洲诸国的关系上。他的研究比较全面，其中对中国与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国关系的研究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部分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为他后来进行当代中非关系的研究打下了基础。^[4]然而，由于他不谙中文，加之对中国的偏见，其研究的客观性受到影响。其研究所用的资料多来自西方和中国台湾的英文杂志，局限性较大，且明显受到这些资料的影响。例如，他在论述中国与津巴布韦关系时认为中国对津巴布韦进行“殖民化”。

这一阶段中非关系研究的话语明显受到局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多地发生了非洲学生示威游行，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今天看来，这只是中非交往过程中文化价值观不同引发的矛盾及管理部门缺乏经验所致。外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表现。^[5]这一阶段研究的部分内容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在非洲的争夺有关。^[6]当时台湾发行的英文杂志《问题与研究》（Issues and Studies）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发表有关中国对非政策或中非关系文章的平台。^[7]

这一阶段，国际学界关于中非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专门研究不多。尽管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打基础的时期，但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西方眼中尚不重要，中非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其重要性未显现出来，也丝毫未引起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的重视。其二，国际学界关注中非关系的学者很少，对中非关系知之甚少。^[8]这一阶段从事中非关系研究的学者只有少数几位，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方面，即便是发展研究，也是从国际政治的立场来评判中国对非洲发展援助带来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分析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对非洲的争夺。其三，研究的倾向性较强。研究中非关系的学者大多倾向性较强，意识形态色彩明显。

二 数量日增但偏见颇多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西方政府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快速增长感到意外，一种焦虑感油然而生。2004年，两篇重要文章对中非关系做出评价。斯蒂芬尼·杰里（Stenphanie Giry）在《中国的非洲战略》一文中认为，“中国正在收买非洲领导人，致力于赢得发展中国家同盟军并提升在国外的软实力”。^[9]姆卡里亚（D.Jardo Muekalia）在《非洲安全评论》发表的《非洲与中国：战略伙伴》一文认为“中国力图将非洲看作在能源、贸易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伙伴”。“中非合作确实会经历高潮和低潮，但可以肯定中国正在与非洲建立一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