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安哥拉的关系，一直以来被喻为“完美的婚姻”，双方都明显从中受益；^[1]但同时，这组关系也被诠释为“最不平等的平等关系”——引用尼雷尔描述中坦关系的话语。^[2]也有学者认为，中安关系曾经历一段低潮期，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使其得以修复，原因在于安哥拉必须依赖中国资金来进行大规模的国家重建和发展活动。^[3]有趣的是，一方面，中安双方的官方文件并未再使用这一术语来称呼经济危机以来达成的几项新的一揽子大额贷款计划；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创造了“安哥拉模式”这一术语，用以表示对中安成功合作的承认和赞扬，而且“安哥拉模式”在其他国家被多次复制，可能已成为非洲国家利用中国在非迅速扩大的存在、为自己谋取长期利益的最具吸引力的方式——笔者2011年访问了不久前作为技术部门并入非盟组织架构中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了解到该机构也在鼓励非洲各区域未来与中国展开这种方式的合作。^[4]

有关中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安哥拉）是出于其对石油及其他资源的巨大饥渴的相关报道和学术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最近一两年，与其他经常被描述为“在中国攻势下显得脆弱”的非洲国家不同，^[5]安哥拉不但“精通于谈判”，且其总统敢于对中国说“你们不是我们唯一的伙伴”。^[6]安哥拉在这组双边关系中所展现的自身动力，也终于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中。200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安哥拉在与亚洲国营石油公司的合作中能够最大化其利益，与尼日利亚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该研究清楚、明确地解释了安哥拉在发展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合作过程中的目标与方式，在有关中非关系的著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7]

由于出现了两种版本的故事呈现中国与安哥拉的关系，读者有必要反思之前所有对中安关系的叙述：安哥拉仅仅是中国大棋局上的一颗棋子，还是恰恰相反？不管怎样，安哥拉的中国故事需要被重新审视，至少不应片面地把注意力只放到中国在安哥拉的利益上。因此，这篇文章将把“安哥拉模式”置于相关背景下，以安哥拉内战后重建发展时期的中国因素为视角，旨在更加平衡地理解中安双边关系，从而帮助读者消除之前有关中安关系叙述中的太多迷思和错觉。

一 内战后的重建：自主的议程

中安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安哥拉正在进行独立战争，持反帝政策的中国给安哥拉三个主要革命运动组织都提供了物质援助。1975年，面对三个组织的分裂（安人运、安解阵和安盟），中国政府一开始提议三方组成联合政府。^[8]但安哥拉内战爆发后，苏联支持安人运，古巴为其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而中国需要对抗苏联的霸权——为了更大的地缘政治需求（反苏），中国不得不放弃南南合作的一贯立场。^[9]这段时期给中国和安人运政府一开始的关系留下了阴影，两国在1983年才正式建交。因为这样的“前史”，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迫切”地为安哥拉战后重建工作提供大量优惠贷款，也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10]

1992年，残酷的内战再度开始，被遗弃的安哥拉甚至被称为“冷战的孤儿”：表面上战争起因是安盟（UNITA）领袖萨文比不接受首次全国大选的结果，但真正的根源在于这次选举在任何方面都不能算是一个自主过程，^[11]而是由急于摆脱安哥拉持久战争泥潭的美国、俄罗斯、古巴和南非匆忙设计的——选举安排多少带有“赢者通吃”的特性。^[12]虽然安哥拉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被要求的规定动作，但安人运政府并未做好足够准备将尽可能多的安哥拉人（尤其是安盟控制区域内）考虑其中，尤其没有提出解决失业、难民重新安置和社会基本服务等人民真实生活困难方面的竞选纲领。惨烈的战争在1992年选举（尽管这是第一次历史性的全国大选）后立即爆发，这也使很多安哥拉人在2008年第二次全国大选举行时仍然心有余悸，依旧视选举为战争的代名词。

战争终于快要结束时，安哥拉人意识到“我们不能再种下像 1992年那样失败的种子了”。^[13]桑托斯领导的安人运政府宣布全面和解政策，并将苏联式的一党制政府改革为多党选举体制，安哥拉各方（由90年代初期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组织演变而来）也一致同意要有一场基于其自主议程的选举。完成战后重建是首要工作，而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是恢复人们的日常生活，且在政治上实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