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布基纳法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与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共和国和斯威士兰一样，布基纳法索是支持台湾当局获得国际承认的三个非洲国家之一（Auregan，2011）。近十年来，中非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扩展，而由于布基纳法索反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政策（Cabestan and Vermander，2005；Taylor，2002；Yu and Longenecker，1994），该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自1994年起就不复存在了。亲台政府的政治定位使布基纳法索成为非洲大陆上的非典型案例，而对非洲来说，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正在持续上升。

尽管中国和布基纳法索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20世纪90年代末布基纳法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这一现象反映了中非之间移民流量的普遍增长。近期很多文献中大量的实例研究验证了这一点，关注的重点包括贝宁（Dupre and Shi，2008）、佛得角（Haugen and Carling，2005）、加纳（Giese，2013）、马里（Bourdarias，2009；Dupre and Shi，2008）、纳米比亚（Dobler，2009）、尼日尔（de Haas，2012）、塞内加尔（Marfaing and Thiel，2011）、南非（Park，2007）、多哥（Sylvanus and Foucher，2009）及桑给巴尔（Hsu，2007）。然而，针对缺少官方外交关系与国际合作的非洲国家来说，对布基纳法索的个案研究将首次了解这种国家华人移民的状况。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特别考察这种特殊的移民过程。根据科尔南（Kernen，2007；Kernen and Vulliet，2008）在他的作品中提出的概念，我将把移民分为三类行为主体：合作企业的代表、国有企业人员及其他中国企业家。科尔南一文开启了对中国移民的全新解读，由单一的认识转变为强调各种行为主体在移民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移民战略。

布基纳法索的中国人几乎全部由寻找新经济机遇的私企经营者构成。他们的集聚模式对移民这一概念的经典诠释提出了质疑（Massey et al.，1993）。学者们将这些移民到穷国的中国企业家统称为“跨国经纪人少数群体”（transnational middlemen minority）（Nyiri，2011）。在类似的跨国流动过程中，Tarrius发现：

存在着另一种全球化，即不是资本和技术的全球化，而是强大的连带群体的延伸促生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全球化。这些新的移民世界产生了一种“混合”，一种融合，一种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存在的特殊能力。他们重新定义世界主义，在国家无法管理的未知且不可到达的领土，国家——公民权的强大卫士——不再进行护卫（Tarrius，2002：156-157）。

如果考虑到超出国家治理逻辑的迁移现象的具体性质，“民间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这一概念即为布基纳法索的中国移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框架。这一概念可以确切地定义为：一种通常与“发展中世界”，但实际在全球都存在的人员与商品的国际流动，它涉及相对少量的资本及非正式，通常是半合法或合法的交易（G.Mathews and C.Alba Vega，2011：1）。外交关系的缺失也就说明不存在领事代表权。另外，在布基纳法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布基纳法索政府对控制中国移民及其经济活动没有丝毫兴趣。

在这种政府职能的空白地带，任何经济活动都意味着存在一个社会关系网，而且社会资本在非洲经济环境中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对于少数民族群体来说更是如此（Beuving，2006；Gregoire and Labazee，1993；Jenssen and Kristiansen，2004）。因此，中国企业家到了布基纳法索会产生新的社会关系网，中国人和非洲人之间接着就会进行众多的合作。这些合作与内在的商业竞争同时出现，多方面地体现了民间的中非合作。在布基纳法索，这种模式可能比其他非洲国家更加突出，因为这里缺乏现成的国家层面的合作基础。在本文中，笔者认为这种以布基纳法索中国移民为基础，且在无国家行为下持续发生的“民间的全球化”动态，自下而上地为提升中布民间合作做出了贡献。

本文结构如下：在对中布历史关系及布国华人移民进行简要介绍之后，将从类型学的角度展示不同行为主体的概况。第一部分将说明布基纳法索华人移民的构成及特性。第二部分主要说明民间合作生成的特殊条件，该部分将关注布基纳法索政府对中国移民模棱两可的态度，中国人和布基纳法索人合作的不同类型，以及他们可能对布基纳法索未来外交政策的影响。

笔者在布基纳法索进行了三次田野调查，为期共10个月。本文获取的信息主要来自与170余人的半结构性访谈。这些访谈的时长通常在二十分钟到两小时之间。笔者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