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洲的相关背景

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外部大国参与非洲大陆事务的一个强有力的动因。非洲与世界的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出口原材料方面。在前殖民地时期，非洲经历了奴隶贸易，1200万的非洲人被迫远离大陆，被贩卖为奴隶。在殖民时代，非洲遭受了西方大国肆意的土地掠夺、强行矿产出口、珍贵艺术品的损失等。^[1]

从20世纪50年代利比亚和加纳的独立开始，非洲国家摆脱了欧洲殖民列强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到1994年，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了多数人的统治。独立之初，非洲国家效仿了殖民时期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商业、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落后，教育水平低，文盲率高，经济发展机会少和社会不公正。

中国（一个主要的全球伙伴）的进入已经重塑了人们对非洲的传统认知。先前非洲被西方世界描述成“黑暗的大陆”，^[2]在2000年5月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没有希望的大陆”，而现在这种说法已经颠倒过来。正如2012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所言，人们有“亿万个理由对非洲充满信心”，非洲大陆已经不是绝望的象征，而是一个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公认的推动力。^[3]

从地理上来说，非洲有54个独立的主权国家，48个在非洲大陆上，6个岛国，整个非洲大陆约有10亿人口。很难描述非洲大陆的特点，它可以为那些不管怀有什么目的来定义它的人呈现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象。

二 援助架构

援助（一种既有资金又有非资金的帮助方式）是以各种不同形式进行的分配。有可能是政府间的转移方式（双边的）；也可能是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机构的转移（多边的）；还可以是灾难时期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慈善机构、基金会、宗教团体的私人捐款。援助通过政府或者非政府的途径进行，也可以通过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进行。

捐助国通过发展援助的结构和机构来看待援助架构。^[4]对援助结构和机构的关注经常会使经济和政策分析师偏离主题去讨论援助的效率问题。非洲对援助的叙述不应该仅仅关注援助的影响方面（这可能只是短期的、在电视机前可见的）。这种叙述也应该通过推动援助本身的目标这一基础来评估援助构架。

全球发展援助构架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这种假设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其他国家则永远是被动地等着别人提供解决方案。这种认识掩盖了一个事实，即由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及其同盟国主导的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捐助国自身的利益，从市场准入，担心由于政治、经济和气候变化导致非洲移民的泛滥，到广义的安全担忧、恐怖主义、疾病，再到获得和控制非洲大陆巨大自然资源及地缘政治博弈。

这种“方案提供者与方案接受者”的假设早在1885年柏林会议上有关对非洲安排的决议中就被欧洲大国精心设计好了。在1885年《柏林条约》的第五条款中写道：以全能的上帝的名义，所有的大国在所占领地上享有主权并具有影响力，负责对土著种族进行保护并改善其道德和物质生活条件。^[5]直至今天，发展援助仍被当作固化有关非洲人观念的工具，这种观念认为，非洲人自己不能积极应对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同时，发展援助也被用来推动西方在非洲的利益。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冷战结束后不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援助与受援国接受“结构调整方案”相挂钩。^[6]

援助构架维持着“提供方案”的方式，相应地，这也使非洲受援国处于“失语状态”。雅克·德佩尔欣博士（Dr.Jacques Depelchin）认为，^[7]非洲故事依然是失语模式的，因为压迫体系在过去500年的时间里从未有所改变。^[8]这种体系源于他们将非洲人看作需要被殖民的野蛮人，需要被发展的穷人。他指出，西方世界患有“发现综合征”。受这种综合征的影响，西方国家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来看待问题，并否定其他的世界观。

雅克·德佩尔欣进一步讨论了西方人的“废奴综合征”。他观察到，西方人给当地带来了问题，然后他们将自己定位为问题解决者或者是解放者。举例来说，历史上是西方人奴役了非洲人，这是明白无误的。之后，这些西方人却将他们自己定位为废奴主义者和人权倡议者。这就产生了错误的印象——非洲人从来没有努力去抵抗过奴隶制度。西方人通过他们的国际机构设置掠夺了非洲大陆并继续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