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们印象中炎热、凝滞的非洲图景不同，七月的内罗毕像北京的肃秋，女人们戴大披肩，男人们着厚夹克，阴天的时候还需要肯式奶茶取暖。不同的是，树木仍然郁郁葱葱，凤凰花开得正艳。

在去肯尼亚之前，我已经有了两年的知识储备，尤其对那里的民族问题和后殖民时期的历史过程稍有了解。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知识产生了本能的疑虑，生怕自己被某种偏见“收买”。直到身处非洲，这种因谨慎带来的担忧转换为一种信念，非洲对我已不再局限于逻辑严谨、思路明晰的论文，而是一张拼图，虽然不完整，但终于能领略真相一隅。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内罗毕的Matatu，这个词在斯瓦希里语是“三”的基数词，有点汉字“众”的味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成为内罗毕小面包车的代名词，车里音响巨大，曾经是政治宣传、散播反动言论的工具，而现在则成了街头流行乐的平台。如今，这种面包车通常由几个公交公司承包，全都是淘汰了的二手日本车，但它们的效率极高，一方面数量比普通大型公交车多，并且有固定站点（没有站牌）和路线，另一方面它们可以随意在街道穿行，经常超速行驶。Matatu上很少会出现外国人，因为传言外国人坐车容易被宰，小偷也会盯上你，我遇见的大多数中国人也没乘坐过Matatu。

但实际上，这种交通工具对肯尼亚当地人来说非常主流，如果你在街上询问路线，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在哪里坐Matatu，其流行程度甚至胜过普通公交车。Matatu教会了我一种经验，那就是主动示好可以克服双方的疑惧。第一次上Matatu时心中一直惴惴不安，担心自己为了省打车钱而坐上“黑车”，可能会得不偿失。上车时，我的确感到车上其他乘客投来的异样目光，本以为售票员会要高价，但他只是很平常地收了20先令（约1元4角）。慢慢地，我学会在Matatu上与人交流，问他们要去哪儿，附近有哪些市场比较便宜（很多妇女尤其喜欢这个话题），让他们教我斯瓦希里语……很多时候，目光相会时对方的微笑就会让人安心。很快，那些传言在我这里不攻自破，至少在一个月的Matatu旅程中，我从未遇见什么令人不快的事。

Matatu之旅中我还遇到过一件值得思考的趣事。内罗毕除了中心街道和个别主干道之外，马路上都不设红绿灯（设想北京从二环开始就没什么红绿灯了），所以在高峰时期路口容易出现堵塞。有一次，我所乘坐的Matatu被堵在了一个十字路口，没有指示灯也没有交警，车辆横竖交叠，司机们好像都没有退让的意思。我以为马上就要出现此起彼伏的车鸣和人们的咒骂声了，但就在这时，我们的售票员跳下车，穿梭到十字路口中心的位置，开始充当交警。看得出来，他的调度技巧很娴熟，很快便找到堵塞的症结，马路也疏通了。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那位售票员的品格有多高尚，这是利人利己的举动，但这种在有限条件下积极面对的态度，还是很值得欣赏的。

常听人们说非洲很“落后”，姑且不论这个词背后有几层意思，但我看到的“落后”是这样的：有的人生活很拮据，一家三口生活在十平方米左右的板房里，但还是会慷慨地与客人分享晚餐，把更好的牛肉留给客人；生活在贫民窟的基督徒们，每到周末都会为自己和孩子精心打扮，整整齐齐地穿上Sunday Best，去教堂做礼拜，享受“黑人教堂”独有的欢乐；每次大学讲座开始前，都会请校园清唱团献歌助兴，带动人们随着清亮的嗓音和传统非洲歌曲的节奏摆动……人们所说的“落后”过于宏观，遮盖了太多闪光之处。

我并不是急于为非洲正名，这个大陆也不需要任何人为它去说明什么。客观上说，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非洲的发展极不平衡；暴露在全球化的洪流之下，辨识非洲的关键词似乎都强调了它的羸弱。因此，只有置身非洲，以开放的心态与他们相处，才能拨开迷思，体会作为非洲人的苦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