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据统计，世界范围内至少有1/3的妇女在其一生中遭受过暴力、性虐待和虐待。家庭暴力和其他暴力一样，都是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违法行为，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联合国为此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宣言》《行动纲领》等国际法律文件。^[1]而在当今中国，几乎没有人否认家庭暴力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名人家暴、恶性家暴案件频现报端，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庭纠纷、家庭私事，而是反复刺痛大众神经的锐器，以及许多鲜活生命消失的原因。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11年10月21日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5.5%，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2]另据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已高达30%，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3]根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2014年9月24日公布的最新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研究报告》，2008年至2013年6年间媒体报道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就达到697件，从案件报道的施暴方式、结果、次数看，都是较为严重的家庭暴力或犯罪案件。^[4]

在我国，家暴案件频发除了有立法缺失的原因，其自身的特点也使得预防和处理家暴案件的工作变得不易。首先，家暴行为具有隐蔽性。此种暴力行为多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家庭内部，知情人很少，这也导致受暴人举证困难，知情的周围人为了少惹事，大多数不愿做证，如果施暴人不承认，往往证据难以查证。其次，家暴行为一般具有持续性。如果施暴者的第一次暴力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以后就会反复发生，通常暴力行为也会越来越频繁。再次，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力行为的伤害程度通常是越来越重。还有就是受暴人态度的反复性，大部分受暴人顾虑较多，由于与施暴人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所以很多受暴人只是希望司法机关教育一下施暴者，而不是将其绳之以法，这也往往会使案件的依法处理陷入僵局。最后，暴力行为手段具有残忍性。虽然此种行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但是家庭暴力手段常常令人发指，可以表现为体罚，针扎，火烤，烟头烫，毁容，拳脚相加，以砖块、棍棒等伤害肢体，甚至用刀、斧等利器砍杀家庭成员致人伤害或者死亡。上述这些特点时常导致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认定难、处理难、判决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内地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7日公布了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权益的十个典型案件。^[5]指导案例的公布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时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保护遭受家庭暴力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十起案件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标本意义，其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我们相信，这十起案件引发的对家庭暴力的范畴、人身保护令的适用、家暴刑事证据规则完善、家暴专案专办制度建立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会在法律界、法学界渐次展开。本文选取其中四个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为视角，就家庭暴力犯罪的定罪与处罚加以探讨。

二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四起家暴刑事典型案件概览

（一）贵州关岭县邓荣萍故意伤害案——长期对养女实施家暴获刑

被害人范某某（女，时年7岁）出生后不久即由被告人邓荣萍（女）收养。在收养期间，邓荣萍多次采取持木棒打、用火烧、拿钳子夹等手段虐待范某某，致范某某头部、面部、胸腹部、四肢多达百余处皮肤裂伤，数枚牙齿缺失。2010年3月26日上午，因范某某尿床，邓荣萍便用木棒殴打范某某腿部，致范某某左股骨骨折，构成轻伤。案发后，邓荣萍向公安机关投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邓荣萍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邓荣萍为人之母，长期对养女范某某进行虐待，又因琐事持木棒将范某某直接打致轻伤，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邓荣萍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据此，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邓荣萍有期徒刑2年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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