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暴力事件虽不文明，唯在社会上却非少见，而相较于源自社会活动而衍生之暴力事件，发生于家庭成员间之暴力事件^[1]（最常发生在夫妻之间或父母和子女之间），^[2]包含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为（例如虐待、伤害、杀害、妨害自由、性侵害、违反性自主权、恐吓、胁迫、侮辱、骚扰、毁损器物、精神虐待等^[3]），却往往因蒙上家务事之面纱（“法不入家门”的观念），一直隐藏在阴暗的角落而不易使人发现，正义被排拒于家门外。^[4]鉴于家庭暴力事件对社会之危害既深且远，为促进家庭和谐，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5]打破以往“法不入家门”“清官不断家务事”之保守观念，并改变传统上对于家庭暴力仅为家务事而非社会事之偏差认知，由现代妇女基金会所推动之“家庭暴力防治法”，已于1998年5月28日经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并于同年6月24日公布施行。^[6]

虽然为使家暴事件之讯问或诘问程序弹性化，^[7]2007年3月28日公布全文修正^[8]之“家庭暴力防治法”将旧法第28条第2项“对智障被害人或十六岁以下被害人之讯问或诘问，得依声请或依职权在法庭外为之，或采取适当隔离措施。被害人于本项情形所为之陈述，得为证据”修正为现行第36条“对被害人之讯问或诘问，得依声请或依职权在法庭外为之，或采取适当隔离措施”；但是，对于被害人或证人于家暴事件中之特殊地位，亦即家庭成员于提出指控或做证后，易因其与被告具特定关系而受到家庭或同侪压力而于事后翻覆陈述，以致其可能于家暴事件之后陷入伪证罪追诉之困境。这一问题不仅在修法过程中并未受到重视，甚至相关之学说论述亦未曾有所探讨。因此，应如何避免被害人或证人因担心给家暴事件做证后，反而须面对转变为伪证罪被告之困境，或为能否有效落实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等家庭暴力法立法目的之关键。

二 “家庭暴力防治法”对伪证罪之影响

（一）伪证罪之处罚与拒绝证言权

为维护国家刑罚权正确行使，刑法定有伪证罪与诬告罪。依台湾地区“刑法”第168条，“于执行审判职务之公署审判时或于检察官侦查时，证人、鉴定人、通译于案情有重要关系之事项，供前或供后具结，而为虚伪陈述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规定，为发现真实^[9]并避免法院因错误证言而做出不公正的裁判，^[10]经具结之证人于检察官侦查时或法院审判时，有据实陈述之义务。因此，家暴案件之证人于检察官侦查时或法院审判时，针对与案情有重要关系之事项，^[11]在供前或供后具结后^[12]为虚伪陈述者，无论当事人实际上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决，^[13]即构成伪证罪。

然而，虽然古今中外皆肯认刑事诉讼最重要的目的在发现真实，并基此衍生出许多以发现真实为主要目的之诉讼制度（例如古时候的刑求制度，现在的搜索扣押制度、强迫证人做证规定，其目的均在发现真实），唯因有些社会价值之重要性更甚于发现真实，以至于发现真实虽然在过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目的，但其重要性与优先性在现今社会已有动摇的迹象。现行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也存在很多支持此种精神的具体表现，例如该法第156条规定，即使自白与真实相符，但只要是强暴胁迫的产物，即不得为证据；该法第158-4条规定，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后，得排除之；而该法第180条至第182条规定，在符合法定事由的情形下，目击证人得拒绝证言。^[14]而如检察官或法院违反拒绝证言之规定，未践行告知其得拒绝证言之程序即命其具结，^[15]所为具结应不生效。^[16]为免法院或检察官得借由故意违反法定程序以入人于罪，一旦法院或检察官未践行告知其得拒绝证言之程序即命证人具结，纵发生于案情有重要关系之事项为虚伪陈述之情事，亦应认证人不构成伪证罪。

（二）拒绝证言权范围与伪证困境

相较于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80条第1款所定得行使拒绝证言权之范围，由于“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条已将家庭成员之范围扩大至现有或曾有事实上之夫妻关系、家长家属或家属间关系者，现为或曾为直系姻亲者，现为或曾为四等亲以内之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者，以及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因此，可能成为家庭暴力事件被害人之家庭成员间，即因拒绝证言规定而区分为“得行使拒绝证言权之家庭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