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媒体对性骚扰议题的强力聚焦，^[1]要求“性骚扰入罪/入刑”的呼声开始在公共舆论空间出现，^[2]性骚扰“犯罪化/刑事化”逐渐成为学术研讨的内容。在这些研究中，性骚扰犯罪化的主张大体围绕新立“性骚扰罪”^[3]以及拓宽现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构成要件之覆盖范围^[4]两条路径展开，但无论哪一种主张，推动性骚扰法律版图积极向刑事领域扩张则是其共同的着力方向。这一动向可视为20世纪90年代引入“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概念以来，经由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宣示“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以及社会学界（女权主义）、民法学界（侵权法、劳动法）长期引介性、比较性、建言性研究之后的最新学术进展。当然，该动向也是这些年来“案例聚焦—舆论营造—域外借鉴—制度安排”这一常规“法治建构模式”^[5]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我国“出礼入刑”思维或社会治理之“刑罚依赖症”的表征。一个原本在西方语境中主要透过民事法律途径调整、主要以职场/校园性别平等为诉求的社会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在尚未完成劳动法/教育法甚至侵权法对策布局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演化为一个刑事问题？性骚扰刑事化趋势对于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以中国最近十多年刑事罪名急剧扩张^[6]以及涉性法律规制力度骤增^[7]为背景，性骚扰犯罪化议题的确值得深入探讨。

二 话语建构：性骚扰的问题化与犯罪化

性骚扰作为一个在现代性（modernity）背景下产生的概念，与非传统的、现代的公民/市民（civic）人际关系紧密相连。只有当社会变迁到这样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可匿名的、身体有空间距离的个体，每个人自我的核心都是私密的、只属于自己的、不容他人逾越侵入的，性骚扰及其话语才可能出现。^[8]在以地缘、血缘等关系为纽带，相对封闭且女性生存空间相对狭小的中国传统熟人社会，可以有“调戏妇女”“耍流氓”甚至“欺男霸女”，但却无所谓现代意义的“利益交换型性骚扰”（quit pro quo harassment）或“敌意工作环境型性骚扰”（hostile 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9]质言之，性骚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个人自我意识（人人都是平等的独立个体）与权利意识（个体是自己身体、财产与隐私的主体）的基础上，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工作方式或人际互动才被建构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不同地域、文化、法律传统的社会，会在不同时期建构出各不相同的性骚扰话语。在我国，这一建构大致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化提速、人口大流动、陌生人社会形成、女性广泛进入公共空间、公民意识显著增强等社会现象相伴随，并主要由三股力量相互影响并协力推动。

第一股力量是媒体，它们通过聚焦相关案例引发社会关注，将性骚扰设置为公共讨论的热点话题，营造出强烈的“问题氛围”。性从来都是媒体传播的优质素材，而当这种素材与被害者、弱势群体、女人，甚至与某种“社会问题”“法律空白”“制度漏洞”相结合时，其传播效果就会进一步放大。从较早央视专题调查的西安“全国首例性骚扰案”，^[10]到媒体热炒的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案，均引发了社会公众强烈而持续的关注。就连网友上传的有关公交/地铁性骚扰的帖子或视频，在网络空间也有相当可观的点击率。于是，在性侵害整体态势并无恶化迹象的大背景下，性骚扰大量存在、危害极为严重、维权十分困难、法律惩治亟待强化的社会观念逐渐成形。

第二股力量是学者，他们通过撰写文章、接受采访，尤其是通过引介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法律经验，为性骚扰入法/入刑提供正当性支撑。受美国法律/女权主义理论影响较深的学者多倾向于将性骚扰理解为工作场所/教育机构的（男性）雇主/上司/长辈/老师等权力高位者针对（女性）雇员/下属/晚辈/学生等权力低位者的性别歧视，他们呼吁建立公平就业机会，促成性别平等的劳动法/教育法规制性骚扰；^[11]偏于民法/侵权法研究的学者往往基于他们对性骚扰侵害法益的理解以及更好与中国现有法律配套等技术考量，将性骚扰定位于不受欢迎的、具有性本质内容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性自主权/性权利的侵权行为，力主“构建以私权利保护为中心的性骚扰法律规制体系”；^[12]研究或关注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