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犯是刑法理论中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可以说，迄今为止，不论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还是我国的刑法理论，对行为犯理论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其中，尤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行为犯”概念本身，理论上尚未达成共识。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就行为犯的概念问题做些梳理与分析，希望本文能为行为犯理论的研究确立一个统一的出发点，并对行为犯理论的深入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一 行为犯概念的讨论基准

行为犯与结果犯是相对立的理论类型。刑法学界之所以对行为犯与结果犯的概念没有达成共识，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学者们对行为犯概念的讨论基准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因此，要想得出意见一致的行为犯概念，首先应当明确的就是行为犯概念的讨论基准。

笔者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划分是针对刑法分则基本犯的既遂形态而言的，即行为犯与结果犯是被当作犯罪既遂的类型加以研究的。这是因为，“刑法分则原则上规定的是单独犯、既遂类型，然而，犯罪并非一定达到既遂，也并非一定单独实施，既有止于未遂的情形也有数人一同参与的情形，要对这些特殊情形予以处罚，就必须存在有关未遂、共犯的规定。刑法在总则中对未遂、共犯做出了规定”。^[1]在刑法分则中规定达到既遂的构成要件，而在总则中对未遂、共犯等形态加以概括性规定的立法模式是各国刑法的通例，我国刑法同样如此。我国1997年系统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依据这些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对预备犯、未遂犯进行处罚之时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谓“比照”，就是按照、对照的意思。就“比照”而言，理所当然应当有参照物，该参照物就是既遂犯。由此可知，我国刑法对既遂犯的处罚应当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的犯罪是以既遂犯为模式的，而对预备犯、未遂犯等特殊形态的处罚，则需要在既遂模式的规定之上进行调整。正基于此，多年以前我国学者就已明确指出：“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都是以犯罪既遂为标准的；在刑法理论中，一般也是以犯罪既遂状态作为研究的标本。”^[2]

对行为犯与结果犯进行研究，如果忽略了行为犯与结果犯这一划分是针对刑法分则基本犯的既遂形态而言的，则有可能导致理论的混乱。如有学者指出，“依据构成要件，有的不需要有结果产生而仅把行为（身体的活动）当作要素。但大部分的罪行，都要在行为以外产生一定结果，才被认定为构成要件的要素。前者叫做行动犯或单纯行为犯（例如伪证罪。行政犯的例子很多），后者叫做结果犯（例如杀人罪）。而结果犯一词，有结果加重犯之意。所谓结果加重犯，即指在一个基本的构成要件成立后，进一步引起一定的严重后果因而加重处罚的犯罪，这种后果是与上述结果不同的”。^[3]有学者认为，“以结果在刑法中规定的情况为标准，可以分为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是以单独犯为标准）”。^[4]很显然，在这些论述中，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是被当作并列的几种犯罪类型来对待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上述学者所言，结果加重犯这一犯罪类型是在“基本的构成要件成立后”或者“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对该重结果刑法规定更重刑罚的犯罪”。^[4]换言之，结果加重犯并非针对刑法分则基本犯的既遂形态而言，而是针对基本犯以外的其他派生犯而言的。结果加重犯应当属于派生犯的形态。结果加重犯和结果犯、行为犯其实是处于不同层面上的几种犯罪类型，将其与结果犯、行为犯相并列属于一种理论上的错位。

除上述将结果加重犯与结果犯、行为犯相并列的观点之外，刑法学界也有学者主张将结果加重犯纳入结果犯之中。如有学者认为，“作为结果犯的一种，有结果加重犯”。^[5]有学者指出，“结果犯之中含有结果加重犯，这是指行为人出于基本构成要件的故意，而实行基本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竟然发生超出基本构成要件的加重结果，致该当加重构成要件，而成立的犯罪”。^[6]从这些论述可知，结果加重犯的研究对象是超出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