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构成要件的内容或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将犯罪分为行为犯和结果犯是本来的通说，为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学者所认可和接受，成为大陆法系刑法学中重要的犯罪类型。关于行为犯及其法律适用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理论争议。行为犯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困境，现实中很多涉及行为犯定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恰当的解决，在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批评的同时不得不引起刑法学人的反思。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行为犯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并没有坚持体系化的视角看问题。只有运用体系化视角将刑法的所有规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量，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法律条文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才是破解当前行为犯法律适用困境之道。法教义学是体系化的理论，它是将现有法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体系化的考量，并运用解释的方法对实际问题做出符合其自身实际的解释，从而恰当的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行为犯的法律适用困境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法教义学基本原理进行阐述，进而运用法教义学方法解决行为犯的法律适用困境，并实现行为犯法律适用“既合理又合法”的目的。

一 内地（大陆）行为犯法律适用之困境

（一）行为犯及其法律适用之理论争议

关于行为犯在我国（内地）大陆的概念，理论上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认识。在中外法学中，主要有几种观点：行为犯，又称形式犯或举动犯。它“不以发生一定之结果为必要”，而“以实行与构成要件该当之一定行为，而成立既遂罪，其行为不必对于法益构成侵害或危险为内容”。其对应犯罪是实质犯，其“犯罪构成以发生一定结果为要件，即其行为以对于法益构成侵害或危险为内容，故又称结果犯”。^[1]也有学者认为行为犯也是结果犯。理论上没有必要区分行为犯与结果犯，因为行为犯中，行为和结果是同时发生的。^[2]有学者则进一步，认为通常的所谓行为犯，除少数应直接理解为实害犯外，多数应理解为抽象危险犯。“在此前提下，作为犯罪分类功能所采用的‘行为犯VS结果犯’的概念，其所具有的意义极其有限，索性一并放弃才是最佳选择”。^[3]有学者认为，行为犯也称举动犯，它是指“行为人只要单纯地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就足以构成犯罪，而无须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这种观点还认为，结果犯和实害犯是统一的，由于危险犯也只要实施一定的行为，而无须发生一定的实害结果，所以，行为犯也包含危险犯。^[4]也有学者则认为，行为犯不同于举动犯。“所谓行为犯，是指以实行法定的犯罪行为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二者的区别在于：举动犯的既遂以着手实行犯罪为标志，而行为犯只有当实行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过渡到既遂状态”。^[5]

由上述争议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理论并没有对行为犯的概念下一个较为清晰和完整的定义，本文仅对上述所列观点进行评析。

首先，行为犯和形式犯的关系，二者并不能简单等同。形式犯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舶来品，是与实质犯相对应的一个词语。宏观上来说，行为犯与结果犯、形式犯与实质犯的划分是两个不同的标准，将形式犯与行为犯两个不同的种属进行比较和联系，没有任何意义。具体来说，形式犯是只要符合构成要件的方面即可以构成既遂犯罪，不要求特定的结果出现。在这一方面，它与行为犯有相似之处，但并不等同于行为犯。举例说明，故意杀人罪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之别，形式犯认为，只要着手实行故意杀人行为，满足了构成要件，即应构成杀人既遂。但在行为犯理论中，实行故意杀人行为并不一定构成杀人既遂，实践中，实施故意杀人行为只是故意杀人罪的成立要件，并非该罪的既遂要件。很多犯罪人并没有因为实施故意杀人行为就直接认定为既遂，还要考虑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自身的人身危险性。将形式犯与行为犯进行等同本身就混淆了两个语词的不同之处。

其次，将行为犯与结果犯进行等同，某些方面看似有理，实则不然。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界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区分有很大的作用。举例说明，将危险驾驶罪作为行为犯，不以行为人造成危害结果为成立条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刑罚的处罚范围，但会对危险驾驶行为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而如果把危险驾驶罪规定为结果犯，即以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