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证据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是许多案件争论的焦点。在李庄案件中就反映得十分明显。一种观点是辩护人认为本罪是结果犯。理由有二：其一，根据《刑法》第306条第2款反推。第2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倒推过去到第一条，只有‘故意伪造’的‘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才构成犯罪。因此，‘提供、出示、引用’行为，是本案主体构成犯罪的必备行为要件。没有‘提供、出示、引用’的，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必须有提供的结果。其二，“伪证罪直接损害的客体，是法庭秩序和司法公正。李庄连法庭都没有上，笔录都没有做一份，证人都没有申请，根本没有‘提供、出示、引用’任何证据。哪里影响了法庭？”二审辩护仍然认为，即使控方以为李庄有指使伪证行为，同我们认为的根本没有这种行为有分歧，那么，在本案没有犯罪结果这一点上，控辩双方则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一份证据成形，没有一个证人被影响。其实连“龚案”的证人都没有出现，也就是说结果没有出现。据此，辩护人认为，“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李庄的行为并未造成后果，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对于这样的辩护观点，一审判决则予以否定：“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应以实际发生后果为构成要件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从犯罪构成上讲，该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于是，关于该罪名认定的主要分歧便产生了，即判决认为该罪名是行为犯，且李庄的行为是犯罪既遂（具体理由法官语焉不详）。辩护人则认为该罪名是结果犯，李庄的行为尚未发生结果（到底是何种形态律师语焉不详）。理论界也注意到审理中行为犯与结果犯的争论，但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研讨，而只是一语带过。如在集中谈及本案时，有教授认为：“妨碍作证罪无论是结果犯罪，还是行为犯罪，都不影响本案定罪，最多影响量刑。”其并没有指出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犯罪类型，而只是认为不同标准会对量刑有些许影响。但笔者认为，对行为犯和结果犯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理解，至少可能对李庄的刑事责任产生影响，甚至可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毕竟理论关注定罪，罪犯则似乎更关注量刑。更何况结果犯的观点会延伸出免除处罚乃至情节显著轻微这样的结论。这里非常有必要先从行为犯和结果犯认定的基本分歧谈起。在故意犯罪理论中，行为犯和结果犯是作为犯罪分类的标准以及犯罪既遂形态等的标准存在的。但是这对范畴是比较模糊的，且主要是通过列举来说明的，如盗窃罪是结果犯，强奸罪是行为犯等。

一 如何看待结果的内容

对于结果犯，中外各种学说多有论述，且多是从犯罪形态角度来阐述。如有学者以区分结果犯和举动犯作为犯罪的分类之一，认为结果犯的构成要件以结果之发生为必要，而举动犯一经着手实行，其罪即属成立，不以结果之发生为必要；只有结果犯处罚未遂犯，举动犯不发生未遂犯问题。^[1]有学者认为，“结果犯，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必须发生一定的结果，始成立该犯罪。例如杀人，除有杀人的行为外，尚须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始成立杀人罪，否则可成立杀人未遂罪”。^[2]我国大陆刑法学理论也大同小异。有的认为结果犯是指“不仅实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3]

也有学者开始不满足于概念的抽象归纳。如有人认为，所谓结果犯，是指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必要条件的犯罪。而且，一定的危害结果的出现，是构成既遂罪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危害结果还必须是法定的，至于它与犯罪人预期的危害结果是否一致不影响结果犯的成立。^[4]有学者意图寻找确定性的标准。如有的学者认为，不要求发生犯罪结果就成立的犯罪是行为犯，要求发生犯罪结果才能成立的犯罪是结果犯。这样区分二者的意义在于可以告诉我们，哪些犯罪的成立要求发生犯罪结果，哪些犯罪的成立不要求发生犯罪结果。行为犯与结果犯应以法律规定为准，不能以案件是否发生犯罪结果为标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