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交通工具与道路交通设备之使用，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之密集，交通工具数量的暴增，道路交通使用频率提高，车祸事故的数量也与日剧增。民众对于天天都会遭遇且与自身有关之交通议题日渐重视，舆论对于道路交通安全的关注也日益提高，因此与交通安全有关之立法修正，成为近年来世界各国热门的刑法议题。

交通犯罪中，最受人们重视的犯罪行为就是“酒后驾车”。酒后驾车行为之处罚，是一种预防酒驾者对道路交通安全之危害。在台湾，酒醉驾车行为本来只有行政罚，但自1999年起，即从行政罚修改为刑罚，在刑法中增定刑事处罚规定，且近十年来，酒后驾车行为的法定刑亦不断调高。本文即针对台湾过去关于酒后驾车的“修法”过程与“法律”解释，进行分析介绍。

二 醉态驾驶罪之“修法”经过

在台湾，酒后驾车行为是一个媒体与大众关注的重大议题，只要新闻媒体报道有关酒醉驾车酿成事故的新闻，必会酝酿一股“修法”的动力。“立法委员”看报“修法”，且一如往常般地以机械式的反射动作，将加重刑罚作为反应方式。

回顾台湾醉态驾驶罪之“立法”历程，1999年时“刑法”才增定第185条之3“醉态驾驶罪”，当时制定的刑罚乃1年以下有期徒刑。时至2011年10月，台湾新北市女消防员赖文莉，于处理车祸救助任务时，遭酒驾车辆从后撞上，送医后截肢才救回一命，各界对酒驾行为同声谴责，“立法委员”亦以加重刑罚的方式“快速”回应。事件发生后短短一个月，于2011年11月立即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修正内容除了将第1项醉态驾驶行为之刑责提高，由1年以下有期徒刑提升为2年以下有期徒刑外，并增订第2项酒驾致人死亡或重伤之加重结果犯规定，酒驾致人死亡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赖文莉条款”制定之后，2012年4月25日又发生“叶少爷事件”，“叶少爷”是一名阔少，酒驾行经高雄市中央公园中华三路，因超速先撞到违规左转垃圾车，再撞击晨起运动的李姓妇人，造成李妇当场死亡，随后李妇丈夫三日后疑因伤心猝死，留下8岁孤女，而“叶少爷”之同车友人亦不幸过世。由于“叶少爷”驾驶名车酒驾在先，且事后态度傲慢狂妄，引起台湾地区舆论的大肆挞伐，要求严惩“叶少爷”，因此2013年6月“刑法”再度修正。

2013年6月“修法”的重点有二。①宽松且简化酒驾行为之认定，在条文中直接将酒精浓度标准值制定成犯罪构成要件，且将吐气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浓度下修，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者，直接拟制为“绝对不能安全驾驶”（“刑法”第185条之3第1项第1款）。^[1]若行为人测试后酒精浓度未达前面数值，或并未接受酒精浓度测试，为避免民众有心存侥幸之不当观念，制定“足认服用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致不能安全驾驶者”，亦成立“醉态驾驶罪”（“刑法”第185条之3第1项第2款）。②严惩酒驾行为，将原条文第2项加重结果犯之处罚，提高刑度，由原先之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 酒精浓度标准值与不能安全驾驶之认定

从前面醉态驾驶罪的“修法”经过不难发现，重刑化刑事政策不断地展现在对抗酒驾行为之上。然而稍具理性与思维能力之人应可明了，重刑从来就不是吓阻犯罪的有效工具，因此酒醉驾车行为，根本不可能因为加重刑罚而减少案件量。重刑化最直接的效果，并非降低或减少酒驾行为数量，而是立即让超收问题严重的监狱，顿时涌进更多即使以监禁也无法改变其行为的酒驾犯罪人。当然，对于“立法者”与“执政者”而言，重刑化也有制造假象式的安定感与安心感之作用。

除了重刑化思想支配着酒驾行为的“修法”，2013年的“修法”中，另一个“修法”特色是将“酒精浓度标准值”直接制定成犯罪构成要件，以作为认定“不能安全驾驶”之判断标准，且目前刑法上此一酒精浓度标准值，堪称全世界最严厉的对抗酒驾行为之“立法”。新修正的法律规定，只要驾驶者“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就成立“醉态驾驶罪”。此一“修法”使得从事司法追诉审判的机关，包括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可以完全弃守“不能安全驾驶”概念之实质认定，以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