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名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虽然任何一种刑罚都具有对犯罪行为的政治上的否定性评价作用，但过分突出和强调剥夺政治权利政治上的否定性评价作用，并以此为基点来设置和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和适用，只会导致其失去固有的作为刑种应具有的特有功能，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而且，现行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具体内容，如剥夺担任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实际上这些权利并不属于政治权利；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的另一些内容，如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则存在致命的缺陷与不合理性。如此，若把现行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进行改造，其刑名可改称为剥夺公权，这不仅与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相接轨，还可以还资格刑以本来面目，充分发挥资格刑作为一种刑罚方法在预防犯罪中的功能。此外，从资格刑体系的完整性上考量，还应增设剥夺从事特定职业资格的职业资格刑以及对单位犯罪适用的资格刑等。

一 剥夺政治权利改称剥夺公权后其内容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第54条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将剥夺政治权利改称为剥夺公权后，其内容也应相应予以修改完善。

（一）关于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指我国宪法第34条规定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选举国家机关代表的权利和被选为国家代表机关代表的权利，不包括各党派、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各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综观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除了少数一些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资格刑的内容。剥夺犯罪人之选举权，是为了防止犯罪人行使政权以影响选举之神圣，或使选举结果有不良影响。剥夺犯罪人之被选举资格，等于剥夺了犯罪人任民意代表、某些经选举产生之公务员及陪审员等资格，直接可确保由选举产生的人员之信誉，间接可维护国家社会之利益。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受刑人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能增进其自立和自尊心，且受刑人数目并不多，即使让其投票也不会影响选举结果，故不应该剥夺犯罪人的选举权。^[1]

我们认为，不论是从我国的现实需要还是从立法传统看，剥夺犯罪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剥夺公权的资格刑的一项内容，都是应该合理存在并予以保留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当家做主参加管理国家的一项最基本的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选出自己的代表代其管理国家，被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则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宪法虽然赋予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同时也有“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的规定。依照法律应当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再行使选举权就有违宪法赋予公民这项权利的宗旨，同时也不可能运用人民通过选举赋予其的权力正确实施管理国家的活动。

（二）关于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考察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把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作为资格刑的内容，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其存在的合理性、存在的价值也值得怀疑。虽然有论者认为，应对这里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做狭义的理解，将其限定在“政治性”的范围之内，以彰显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性质。但我们认为，这种缩小解释过于牵强，将宪法第35条规定的上述六项自由局限于政治性的，仅做政治性的理解没有任何根据。因为宪法本身并没有对其内涵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有关宪法学著作也未将其限制在政治性的范围之内，故对其仅做政治性的理解，缺乏宪法规定上的根据，亦无宪法学理论上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对这六种自由做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划分，虽然理论上可行，但在实践中真正操作却十分困难，或者说无法操作。因此，我们主张应把对这六种自由的剥夺排除在资格刑以外。

关于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有权通过语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出版自由是指公民有权通过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