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服从：从“原罪”到“罪”

（一）不服从、公民不服从及其他

在法学和政治学语境中，不服从行为（disobedience）是指不遵守法令的行为。按照行为主体的身份，广义上的不服从行为包括公务人员违反政令、军人违反军令及普通公民违反法律或法令的行为。自古以来即有“军令如山”的说法，现代的刑法或军事法中往往都有关于军人违反命令的处罚规定。而执行上级的命令亦是对公务人员的职业要求。例如我国《公务员法》第53条第4款规定，公务员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做出的决定和命令。在上述两类主体外，则是普通公民不服从法令的行为。近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及公民运动的展开，在不服从的概念下，又出现了公民不服从、公民抗命、非暴力不合作等概念。从来源及发展沿革上看，这几个概念的外部特征虽各有不同，但都强调其作为政治运动的属性，都是不服从行为中具有政治属性的那一部分。一般认为，“公民不服从”一词始于梭罗于1849年发表的文章《对市民政府的抵抗》，该文后被改为《公民不服从》，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即由此得名。^[1]由于梭罗本人身体力行，以抗税来抗议当时美国政府发动的对墨西哥的战争以及在南部地区实行奴隶制的做法，公民不服从一开始就以公开性、自愿接受处罚性为其基本行为特征，以追求正义、反对不公为其道义目标。本文认为，广义上的公民不服从包括公民抗命和非暴力不合作，狭义上则仅指非暴力的不服从行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公民不服从是指非暴力的、公开的、诉诸良心的政治行为^[2]，即属本文所称狭义上的公民不服从。

简言之，本文所论之不服从行为，其主体为军人或公务员以外的公民；其行为方式既包括以非暴力方式实施，亦包括以暴力的方式不服从；其直接违反的法令为行政当局的命令或命令性规范，但不包括刑法所设之禁止性规范——该等行为当然地构成犯罪。据此，本文以是否以暴力方式实施将不服从行为区分为暴力不服从行为与非暴力不服从行为，以是否具有政治属性将不服从行为区分为公民不服从行为和非政治性不服从行为，经由此等概念展开有关论述，检视何等不服从行为方可被正当地被犯罪化。

（二）不服从行为的原罪说及不法说

不服从与“罪”的联系，在宗教、政治、法律等领域中早已发生。只是晚近以来，人们才将其中一部分不服从行为名之以“公民不服从”，并由此产生对其属性认识的分歧。回顾不服从行为的历史，不仅以服从为核心启示的基督教传统视不服从行为为原罪，传统父权制的政治伦理更视不服从行为为唯一的原罪，而实证法所赋予的公民守法义务亦当然地视违反法令的行为为不法。

在古希腊文中，《新约》已赋予“不服从”（ ）一词“罪”的含义。^[3]早期的基督教只涉及未来世界的生活，启示人们“通过谦恭和服从”为这种生活做准备。^[4]古代的基督教义认为，“由于一人的不服从，罪就进入了世界，而通过罪，死亡也就进入了世界。所以由于一人的服从，正义也就被引进世界”。在这个前提下不难理解，基督所进行的拯救主要就是表现为教导人们服从，“如果一个人顺服，就会获得赏赐；如果一个人不顺服，就会得到惩罚”。^[5]按照奥古斯丁的叙述，“除非不服从的罪带来不服从的惩罚，初人夫妇不会有这样的对抗，这样的冲突，不会有意志与淫欲之间的纷争，或者，意志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淫欲。……人若是无罪，因其服从而得以永远待在伊甸园里……”^[6]显然，服从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不服从则必将因其为“罪”而受到惩罚。

除了宗教教义，以父权主义为基本伦理的古典西方政治哲学对不服从行为亦有类似立场。苏格拉底很早就认为：“守法就是正义。”“战场也罢，法庭也罢，旁的什么地方也罢，城邦命令既下，你必应声赴命，或依据普遍的正义予以规劝，然而忤逆而行，对父母已是大罪，对国家其罪更是无以复加啦。”^[7]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在权力主义的伦理中，不服从是唯一的原罪，而服从则是唯一的美德。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本身并不坏，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实才使人类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他们犯了不服从的罪。不服从也就成了原罪”。^[8]在这一点上，中外父权制伦理对不服从行为的认识殊途同归。

而近代实证法学更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