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瑞士有个世界闻名的机构Dignitas。这个机构于1998年由一名瑞士律师创立，成立迄今，已经从事死亡协助千余件，还有千余名寻死的人登记等待协助。台湾公共电视台曾经播放一部纪录片《死亡处分笺》，就是报道Dignitas如何协助死亡。

纪录片里，一名罹患渐冻人症状的富商，知道这个病症将导致运动神经逐渐坏死，终至无法活动，瘫痪卧床，不能自理大小便，由人喂食。富商年约70，身体状况逐渐转坏，不愿见到自己生命终点的难堪，与妻子商议，相约前去寻求Dignitas的协助。机构找来两名医师确认富商的病情，仔细了解富商的精神状况与意愿，并告知死亡协助的过程，签下书面文件。约定两周后进行死亡协助。两周后，富商与妻子相伴而来，Dignitas再度询问是否决心求死，答曰：是。

Dignitas的工作人员让富商先喝下胃液以免疼痛，然后取毒液一杯，告知喝下之后20分钟，生命就会结束。毒液交给富商，其一饮而尽。之后，两名死亡陪伴者在沙发上拥抱富商与妻子，低语抚慰，郑重告别，富商随即断气，没有疼痛与恐惧。Dignitas协助火化，交给骨灰坛，收费7000欧元（大约新台币28万元）。

Dignitas所从事的死亡协助，是受嘱托杀人或帮助自杀？“刑法”第275条对于受嘱托杀人或帮助自杀一律处罚，都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文将讨论这类行为可能成立的罪，并进一步区分受嘱托杀人的案例类型。处理解释学的问题之后，继续讨论立法政策上能否允许帮助自杀或受嘱托杀人。

二 帮助自杀与受嘱托杀人的区分

帮助自杀，是死亡协助的边缘行为；受嘱托杀人，则是死亡协助的核心行为。帮助自杀，是参与他人自杀的行为；受嘱托杀人则是杀人的行为。两者在概念上有明显的区别。

依照“刑法”的基本观念，帮助犯是“帮助他人实行犯罪”，他人所实行者如果不成立犯罪，帮助者也不会成立犯罪。帮助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没有可罚的正犯行为，帮助行为即不处罚。例如：“刑法”不处罚预备窃盗，提供万能钥匙帮助小偷，但小偷临场退出（预备窃盗），小偷无罪，帮助者也是无罪。自杀的情况也应该如此。自杀，并非杀人的构成要件该当，所以无罪。自杀无罪的实质理由则源于“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主（Autonomie des Einzelnen）。^[1]自杀既然无罪，帮助自杀的行为亦应无罪。这是德国刑法不处罚帮助自杀的理由。德国刑法不处罚教唆自杀，其理相同。

德国刑法第216条处罚受嘱托杀人（Tötung auf Verlangen），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规定从德国刑法1871年施行至今未曾改变。^[2]得到死者生前明示并且严肃的请求而加以杀害，这种杀人行为的不法内涵显然更低，所以法定刑才会远低于普通杀人罪。受嘱托杀人，通常发生于不可逆的重症患者，请求他人助其解脱痛苦，学说上称为“积极的死亡协助”，或“积极的安乐死”。

Dignitas所从事的死亡协助，是帮助自杀还是受嘱托而杀人？如果理解为帮助自杀，依照德国刑法，无罪；依台湾地区“刑法”成立加工自杀罪。如果理解为受嘱托杀人，依照德国或台湾地区“刑法”都是有罪。

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不难。帮助者，在事件的发展中，始终扮演边缘角色（共犯）；受嘱托杀人则是核心人物（正犯）。因此，分别的关键点即在于：“最后阶段的死亡时刻，何人的行为有主控性？”如果旁人只是提供协助，由死者自行采取终结生命的措施，属于帮助自杀。如果旁人直接使用终结生命的手段，促成死亡，则为受嘱托杀人。^[3]例如：提供致命药物，病人自行服用后死亡，属于帮助自杀。直接施打致命药剂在病人身上，导致死亡，属于受嘱托杀人。Dignitas是提供毒液给求死者，由寻死之人自行服用，所以是帮助自杀。

帮助自杀的对象，必须具备自我负责的能力。^[4]如果提供致命药剂给精神病患或意识混乱的酒醉者，以助其自杀，应属于杀人的间接正犯。Dignitas之所以检查求死者的精神状况与病情，可能是为了避免成为杀人的正犯。

何种情况下，自杀者有自我负责能力？具备“刑法”上的责任能力者，方有自我负责能力（2006年德国法学家年会的决议也是如此）。自杀者精神错乱，重度忧郁，受惊吓而恍惚，自杀者的决意匆促，或陷入特殊的压力情境，如极度哀伤，不能认为有自我负责的能力。帮助这些不能自我负责的人自杀，成立杀人罪，而不是帮助自杀。^[5]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