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印发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是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襄阳名列其中。这为襄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关乎襄阳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襄阳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就是要积极发挥城市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战略节点。

2014年，襄阳市委提出建设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这既是湖北省委、省政府对襄阳的新期望，也是襄阳着力打造汉江生态经济带战略引擎的新担当。襄阳建设成汉江流域中心城市，也必将进一步促进襄阳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挥襄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节点作用。本报告拟通过梳理襄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基础、发展机遇与面临挑战、发展愿景与推进举措，明晰襄阳建设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发展脉络，达成共识，凝心聚力，加快建设。

一 历史地位与现实基础

襄阳，位居中华腹地，扼守汉水中游，地处湖北西北部，面积1.97万平方千米，物华天宝，钟灵毓秀，既创造了“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的辉煌，也积淀了建设湖北省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坚实基础。

（一）历史地位

襄阳自然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是具有28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一城两文化”的厚重人文环境，滋养襄阳成就了无限荣光。

1.交通谓“南北要津”

乾隆《襄阳府志》卷三《形势》记述：“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土沃田良，方城险固，水路流畅，转运无滞。”这些翔实可靠的记载，高度概括了襄阳的区位优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阳驿”，“千帆万帆来，尽过门前去”，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襄阳“南船北马”、交通畅达的繁荣景象。“盖据荆郢之上游，为宛洛之门户，自古称为雄郡。”良好的区位，使襄阳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在陆路交通上形成了著名的南襄隘道和“十道之要路”的襄荆驿，连通汝洛秦蜀，构成了我国古代南北交通中线的重要节点。在水路交通上，向北通过汉江及其主要支流唐白河可深入南阳盆地，向南顺汉江则可直达江汉平原。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南船”“北马”的交通运输方式逐渐式微，但焦柳铁路、汉丹铁路、襄渝铁路和襄阳北编组站等铁路大动脉及其附属设施，以及G316、G207和二广高速、福银高速等的相继建设，巩固提升了襄阳的交通枢纽地位。

2.行政谓“代为重镇”

乾隆《重修〈府志〉序》记述：“东汉建安中，割南郡编县之北及南阳之山都，立襄阳郡。”初治宜城，未几移治襄阳。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封建王朝屡经兴废更替，政区设置、名称也屡经变化，但襄阳一直是州、郡、府、道、路等的治所。“自魏晋以降，名莫与更，城莫迁改。”从行政层级上看，襄阳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基本上属于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单位；元明清时期属于二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行政单位。从发展成就上看，襄阳一直是我国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时期，襄阳可与京都洛阳相媲美，政局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形成了以政治为中心的思想学术与文化高地，确立了襄阳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显赫地位。隋唐时期，襄阳是全国4个人口在10万户以上的州治之一，成为南北客商云集的“一都之会”，“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家，今则一都之会”。明清时期，襄阳人口集聚，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光绪三十四年有644135户3323309人（《湖北通志》），是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军事中心、商业中心。近代以来，襄阳仍占据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先后在此设置襄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湖北省政府鄂北行署等。新中国成立后，襄阳先后为湖北省襄阳专署、襄阳地区行署、襄樊市、襄阳市等，是湖北省第二大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

3.经济谓“南北互市”

襄阳是汉江流域最重要的水路码头，自古以来就是区域性经济中心和商品物资集散地。川陕物资东出，晋豫煤炭南运，岭南货物北上，华东商品西进，莫不经过襄阳。新中国成立以来，襄阳围绕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工业，成为“全国工业明星城市”。20世纪80年代，襄阳抓住“三线企业”“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