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莫斯里（Moseley，2011）发表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的关于劳动时间货币表现（Monetary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以下简称MELT）的决定的文章。尽管笔者赞同莫斯利的某些重要观点，但是仍然有许多关键问题需要澄清和深入讨论。第一个问题关注由“新解释”（the New Interpretation）定义的MELT中所谓的循环论证；第二个问题涉及莫斯里的劳动时间货币表现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在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情况下，莫斯里对MELT的界定忽略了包含于置盐信雄-弗利-科茨（Okishio-Foley-Kotz，简称F-O-K）工作中的理论传统。

考虑与“新解释”MELT批判性评论有关的第一个问题。“新解释”定义的MELT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某一给定时期内存在的工作日数量实际上被假定正好等同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换句话来说，下文的方程（2）是无条件成立的。

α^*代表与简单平均劳动相对应的劳动的平均复杂程度，α为生产商品i所需的劳动复杂程度， 。L表示给定时间内生产商品i的活劳动，则 为生产商品i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 始终成立，我们有：

假定方程（1）等于1，则：

∑α_iL_i=∑L_i （2）

方程（2）意味着经济体中生产的全部自然时间［方程（2）右边］是创造价值的经济时间［方程（2）左边］的客观基础，前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并按照特殊的α_i转换成后者。方程（1）的困难并不在于确定α^*，根据假设其等于1，而在于确定α_i。

如果我们修改α^*等于1的假设，则方程（2）变为一个不等式，即：

∑α_iL_i＜∑L_i （3）

不等式（3）意味着工作日的一部分不能实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方程（2）的假设隐含在“新解释”中，并至少可以追溯至曼德尔（Mandel）在为《资本论》所写的导言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正因为价值和价值生产最终指的是现有从事生产的社会总劳动力的分配和再分配，所以宏观经济总量是一个基本的经济现实，基本的“生活实际”。如果500万个工人在一年内从事物质生产2000小时，那么全部价值产品就是100亿小时，而不管每个个别商品的社会承认的价值是等于、大于或者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数。因此，如果一定的商品的价值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劳动，那么至少必须有另一个商品，它的价值大于其中实际体现的劳动量。对劳动耗费的社会承认与实际劳动耗费之间的差异，只是对个别商品来说才存在，而对商品总量来说是不存在的。（Mandel，1992：39）^[1]

曼德尔的观点，特别是“如果一定的商品的价值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劳动，那么至少必须有另一个商品，它的价值大于其中实际体现的劳动量”，从理论上来看与他在讨论竞争中的价值转形问题时的看法相关。对曼德尔来说，这一情形不仅发生在不同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产业内部也是如此。他写道：

马克思指出，低于平均劳动生产率企业的所得小于平均利润，归根结底与其浪费社会劳动相对应，所有这些现象意味着由它们的工人实际创造的部分价值或剩余价值被市场上更有效率的企业占有了。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创造了以包含其中的劳动小时数表示的更少的价值或剩余价值。（Mandel，1999：101）

撇开与上述引文相关的现有争论不谈^[2]，某一企业中被浪费的部分劳动能够转移到同一部门内的另一企业的观点需要预先假定“社会需要与生产完全一致”（Mandel，1976：101）。如果我们转向更为具体层面的分析，如MELT，这一假设是很难接受的。笔者在早期著作（Meng，2010，2013）中指出，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着指向不平衡的必然趋势，如方程（3）所示，它源自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因此，“新解释”的MELT仅在下述假设条件下成立，即抽象掉所有的生产与交换过程——通过它们经济体中给定的工作日数量表现为价值，同时也抽象掉相对狭义的（由金融体系与货币政策所决定）货币价值决定过程（Fine et al.，2004）。总之，“新解释”的MELT最多可以理解为内在不可观察联系的外部可观察效应的表现。

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弗利讨论了相似的问题，并试图将其与斯拉法主义者相区别。弗利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中（如斯拉法主义者使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的研究），劳动被看成测量的劳动时间，未调整雇员的劳动小时数。这一做法在应用研究中是可接受甚至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