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化与市民社会论

社会意味着个体的集合，乃一普遍之概念。直到近代西欧社会将公共领域与私有领域分离之前，社会仍是独自的、潜藏的存在。人们尚未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且其概念亦尚未被广泛认知。社会一方面持续与家庭分离，另一方面与国家也不断游离，逐步发展成为独立概念。如果公共领域独立于家庭之外，但并不与国家分离，而是作为具有古典特征的城市国家存在的话，那么，近代社会处于一方面市民社会占据私有领域，而国民国家占据公共领域，公私之间的分界线位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时代。当然，家庭（私有家庭）依然被置于私有领域的根本位置，然而，“生产=消费单位”的状态已经发生变化，生产功能被社会夺走，只不过勉强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消费单位（福利单位）而发挥功能。市民社会被夹在私有家庭和国民国家之间，是独立的中间选项

（或称之为媒介）。^[1]

如果近代世界是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各自的分离和关联为特征而确立起来，那么可以说近代化的时代就是以旨在培育社会独立的意识为目标的时代。日本也不例外，这一点从“二战”前日本接受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二战”后其不断扩展而固定下来，就可以看出。只不过日本是假借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而意识到近代化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将日本历史上形成的市民社会理论分为三个部分，探究其意义与特征。

二 近代主义之系谱——丸山真男、大塚久雄、松下圭一

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阶段以丸山真男、大塚久雄、松下圭一为代表，即从“近代主义”的立场进行探讨。^[2]然而，将他们称为市民社会理论学者是否合适，笔者一直持有疑问。他们之所以没有自称为市民社会论者，是因为市民社会的现代意义尚未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其实，石田雄已经指出，对于丸山真男而言，与其说现代社会是“市民社会”，倒不如说是“大众社会”。^[3]对于大塚久雄来说，现实社会也不过是被称为“群集”的“个体的总和”。^[4]如果这样考虑的话，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众社会意识，而不是市民社会。松下圭一则明确将现实社会断定为“大众社会”（后面详述）。

在此附带进行些许解释，将他们作为市民社会论学者最初提出疑问的是石田雄，他在编辑《丸山真男全集》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5]石田雄曾在一次报告中提起，“丸山真男几乎从未使用过‘市民社会’这一名词”，进一步地进行了解释，即使鲜有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也是在认为“日本并不存在典型的市民社会”的否定意义上。丸山真男认为“日本不存在市民社会的余地”。根据石田雄的解释，丸山真男认为“确立市民社会并不是日本战后的任务”。石田雄的发言对于许多人将丸山真男作为“二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学者的代表的认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在会场的住谷一彦立即回应道，“我以前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进而指出“大塚久雄也没有使用过‘市民社会’这一词”。虽然，在“二战”时的论文中，曾有“资本主义与市民社会”相关的出现，而且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曾使用过几次，但后来再也没有用过。与此不同的是，丸山真男经常被使用的是“国民国家”，大塚久雄则是“国民经济”。^[6]

如果上述观点正确的话，倒可以称丸山真男为国民国家论者、大塚久雄为国民经济论者，无依无据，或者作为分析基础将他们没有用过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为纽带而将他们作为市民社会论的代表学者，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将丸山真男和大塚久雄作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市民社会论学者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成为共识。如果追寻这种共识的来源的话，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将二者称为“市民社会青年”的内田义彦和将二者归为“近代主义者”的日高六郎二人的讨论。^[7]

内田义彦所指的“市民社会青年”，是指在“二战”前“受到讲座派思想的强烈影响，在政治窒息的时代，在各自的领域开展学术活动的人”。^[8]对此，日高六郎所提到的“日本近代主义者”是指“二者对日本的近代化均抱有强烈的关心”，同时将“市民社会的建立”和“市民社会的日常行为”作为列车的终点，而不是过站来认识。^[9]的确，将二者称为“市民社会青年”和“近代主义者”可谓用心良苦。如此一来，听者将丸山真男和大塚久雄作为“市民社会派”，乃或“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