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1]。农民工每年不仅能给城市经济创造1万亿～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增量，还能为农村增加5000亿～60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2]。在北京市关于农民工劳动力贡献的测算中，农民工对建筑业贡献最多，高达83%^[2]。

不难看到，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所受待遇却不尽合理，甚至使他们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从埃利亚斯提出的“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的概念来分析，处于“内局群体”地位的流入地居民主导着文化表达，使得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社会中始终是一个“外局群体”，处于城市的边缘，被“污名化”的状态时常存在。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芝加哥学派研究亚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亚文化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主文化指在一定族群中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文化，也称主流文化；相对地，亚文化指在这一范围内处于次要地位的文化。”^[3]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工属于亚文化群体，是主文化群体眼中的“另类”。

基于以上观点，农民工在为城市、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得到国家政策保护，又同时拥有“外来者”“外群体”“另类”的身份的情况下，他们的自我评价如何，是自我夸大还是自我贬损？同时，作为自我概念一部分的依恋质量，与农民工的自我评价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本研究想要探讨的问题。

二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数据的基本情况

选取深圳市某大型代工企业产线员工共832人，因为问卷填写不完整，剔除8个被试，有效被试824人，其中男性员工428人，女性员工396人。平均年龄22.6岁。根据抽签的方法，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的被试有543人，控制组的被试281人。

（二）研究材料

1.内隐自我夸大偏好问卷

内隐自我夸大偏好指的是人们无意识的自我夸大，即人们对自我的积极情感会促进他们对与自我联系在一起的事物的情感。这种对自我的无条件的积极情感会影响到他们对与自我联系在一起的事物的评价上。比如，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和自己的名字字母或者生日数字有某种联系的事物，特别是对姓名首字母的偏好会更加明显。周欣悦、高定国、马娜等人的研究证实中国人在与自己姓氏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上表现出了内隐自我夸大偏好^[4]。

本研究内隐自我夸大偏好的测量工具是在借鉴周欣悦的姓氏偏好测验的基础上自编的内隐自我夸大偏好问卷。

正式实验三天前，主试通过宿舍走访在不被觉察的情况下获得各被试的姓氏信息。被试的姓氏信息被用于内隐自我夸大问卷的制作。

内隐自我夸大问卷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一份从《世纪佳缘》征婚网站上下载的男性或女性的征友广告，广告的分两种，男士版和女士版。征婚者的生日、年龄、身高等背景信息被去掉，只留下被处理过的姓名信息“小X过桥”。所有同性被试看到的广告都是同一份，上面使用的网络化名都是“小X过桥”。

实测时采用被试间设计，同一小组的4个人中3人分到实验组，1人分到控制组。实验组的被试“小X过桥”中的“X”与被试的姓氏相同，控制组的被试“小X过桥”中的“X”是和自己的姓氏常见度相当但和自己无关的其他姓氏。

被试阅读完征友广告后，主试要求被试假设征婚者和自己的背景相似，并在二十个特质词［其中积极词（如热情等）10个，消极词（如拘谨等）10个］上对征婚人做5级评定。

两周后，重测信度为0.75。心理测量学上一般认为信度系数达0.70以上为宜，因此问卷具有非常好的信度，同时本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2.父母—同伴依恋量表（IPPA）

本研究使用的是宋海荣翻译修订的依恋量表。该量表包括3个均为25个项目的分量表（父亲、母亲、同伴），每个分量表单独记分，采用5点式计分方式，5个等级与分数对应：1表示“从不”，2表示“偶尔”，3表示“有时”，4表示“经常”，5表示“总是”。25个题目分数相加，即为每个量表的分数。如果被试的依恋质量高，则其信任和沟通分数高，疏离的分数低。各分量表a系数为0.91^[5]。

（三）实测步骤

第一步，主试把同一个宿舍员工组成4个人的小组，小组成员性别相同。

第二步，主试将小组成员按A、B、C、D进行标号，并告知被试他们的号码，给他们以匿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