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个人价值观是个体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社会共享价值观的有无及内容则决定了社会整体的社会心态（杨宜音，2006；王俊秀，2014）。在经典跨文化研究所揭示的以社会文化差异为基础的价值观维度中，研究者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及其衍生的价值观（如物质主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苏红、任孝鹏，2014；李静、郭永玉，2008）。而同样重要的权力距离价值观，研究者关注的则相对偏少。在某种意义上，低权力距离（权力更平等）是公平正义、契约观念等诸多现代价值观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接触现代价值较为迅速和深入，有可能更易形成低权力距离的价值观。本研究基于北京高校大学生样本对青年的权力距离取向水平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考察权力距离取向与公正判断的关系，以揭示权力距离取向从对社会事件的惩罚判断中展现出怎样的公正观念。最后，讨论权力距离取向作为一种社会心态对个体社会行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作用。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起初是表示社会对组织内权力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聚焦于社会文化层面（Hofstede，1980）。在权力距离较高的文化中，人们认为高低地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力差距，高地位者享有更多的特权；但是在权力距离较低的文化中，人们认为高低地位者的权力应当平等，或者接近平等。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属于权力距离比较高的文化。后来，研究者提出基于个体价值观的权力距离取向（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概念，表示个体对于权力不平等的接受程度（Dorfman & Howell，1988）。近年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缩小权力等级正成为多数民众的观念（高文珺、杨宜音、王俊秀，2014）。在以本土开发的价值观量表调查中，权力是中国人在众多价值观中认同度较低的一种（金盛华、郑建君、辛志勇，2009）。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优化，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是降低权力距离水平的重要因素（廖建桥、赵君、张永军，2010）。有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北京高校在读的大学生，考察他们的权力距离取向，以扩展以往权力距离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状况越来越突出。贫富分化与社会阶层和权力的分化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产生“底层认同”“仇富”等社会情绪，背后则是对社会是否公正的质疑。权力距离取向本身即代表对权力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可推知它与公正判断具有紧密的联系。对于一个权力距离取向较高的人，他更容易接受人与人的不平等，因此对公正比较不敏感；相反，对于一个权力距离取向较低的人，他比较难以接受人与人的不平等，因此对公正比较敏感。研究发现，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权力距离取向较低的人比权力距离取向较高的人更加不满（Farh，Hackett，& Liang，2007）。个体的公正感对于他的社会适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认同为低社会阶层的人而言，更是如此（郭永玉、杨沈龙、李静、胡小勇，2015）。一旦产生不公正感，人们就会表现出社会失范行为（韦庆旺、吴悦，2015）。因此，研究权力距离取向与公正判断的关系，对于社会心态与社会行为的管理均有重要的价值。本研究基于惩罚判断的范式，通过考察权力距离取向对人们面对分配不公正的惩罚判断的影响，来揭示权力距离取向与公正认知和社会行为的关系。

二 权力距离取向的调查研究

（一）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地质航天大学选取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剔除无效样本后，我们得到601份有效问卷，其中调查对象男性281人，占比46.8%，女性320人，占比53.2%。从学龄上看本科一年级学生102人，占比17%，本科二年级学生116人，占比19.3%，本科三年级学生197人，占比32.8%，本科四年级学生98人，占比16.3%，研究生88人，占比14.6%。从调查对象专业方面看，其专业为自然科学的有248人，占比41.3%，专业为人文科学的有60人，占比10%，专业为社会科学的有293人，占比48.8%。样本的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实验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N=601）

（二）测量工具和材料

采用Dorfman和Howell（1988）的权力距离取向量表测量权力距离取向。该量表有6个题目，为李克特7点量表。具体题目包括：①领导应该做大部分决定而不需要征询下属的意见，②在处理下属事务时，领导经常使用权威是必要的，③领导做事应该少征询下属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