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在中国，“幸福社会”成多地施政目标。2007年，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感”这一软测量指标，用来衡量我国国民生活质量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这一概念已经进入众多省市的官方文件，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国民的幸福感水平明显滞后于GDP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关注提高公众幸福感的具体方法和保障措施。

除了收入因素以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感，如别人的收入（Layard，2002）、健康、婚姻、单亲、信任、宗教信仰（Helliwell，2003）、失业和职业的种类（Layard，2007）、房屋质量、当地设施（Brereton，2008）、是否乘车上下班（Stutzer et al.，2003）、看电视、社会关系指标和人际资源、是否和邻居有很好的关系（Putnam，1995；Bruni et al.，2008）、环境质量因素（包括气候、噪声和空气质量）（Welsch，2006；Rehdanz & Maddison，2008）。

大多数的幸福感研究，都是从定性的角度给出一些解释，在定量研究方面还是很少的。国内关注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研究为数不多，主要为城市的发展水平，以及城市规模与幸福感的研究。

高质量的自然环境能够提高生活幸福感，因为人们和其他的生物有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结（Wilson，1993），并且通过提供开放的空间，可以增加社会交往，以及提供复愈锻炼的场所，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焦虑和抑郁，提高自尊和健康（Morris，2003）。健康是影响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环境质量和健康之间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健康可能是环境质量影响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途径。知觉到了环境中的危害，如空气污染以及它的危害可能会减少个体的生活幸福感，研究发现，生活幸福感和某些环境担忧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Ferrer-i-Carbonell，2007）。

虽然理论上的分析肯定了生活幸福感和环境质量之间的联系，但是关于生活幸福感的实证研究还很少关注到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只有少量研究有关于这方面的实证探索。2012年针对柏林市民自我报告的健康程度与多重压力之间的关系研究，通过空间分析的手段，按照三种环境压力（交通噪声、空气污染、缺少公共绿地）分为高压力区和低压力区，压力水平作为一个预测指标比较居民的社区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健康行为和心理、生理健康状况。与低压力区的人相比，高压力区的居民认为他们的环境更有压力，报告的健康行为更差，对社区的满意度更低。但是在一般健康状况上并没有差别。另三种不能客观改变的压力（行为相关的噪声、公共场所的垃圾和脏物，以及城市植被的缺乏），是通过居民知觉到的程度来估计的。结果显示，社区满意度可以被多种压力以及同时发生的其他原因独立预测，但是一般健康状况只和知觉到的空气污染相联系（Jasmin Honold et al.，2012）。研究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附近的飞机噪声，发现知觉到的噪声和生活幸福感是呈现负相关的，但是客观的噪声水平则没有显著关系（van Praag et al.，2005）。通过研究67个国家的气候因素，发现在较冷的季节，高平均温度和高生活幸福感相关，在较热的月份，低平均气温和高幸福感相关。研究发现爱尔兰地区的生活幸福感是和低风速以及夏季、冬季的高温相关的（Rehdanz et al.，2005）。在德国的研究也发现相同的结果，这些研究都发现环境质量和生活幸福感之间的显著相关（Rehdanz et al.，2008）。这些研究也使用了收入的数据，作为环境质量之外的回归量。但是这些研究存在着一些缺陷，就是没有考虑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别是未涉及人格特征。其假设的前提是生活幸福感和污染水平分布是大致聚合的，并没有考虑个体真实的噪音暴露水平，也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差异性。使用个体的幸福感数据的研究，控制了很多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学，以及态度变量，但是没有很好地控制环境质量数据。

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社区居民对于本社区及周围的环境质量的主观评估，了解当代社区的主观环境质量，为建设和谐幸福社区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基础参照。

二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北京市区居民，测查地点为北京市区的4个城区8个社区。问卷共发放1300份，回收1257份，回收率96.7%，有效1012份，有效率77.9%。

三 研究方法与步骤

（一）研究工具编制过程

1.访谈对象

北京市城区社区居民10名，逐个进行个体访谈。

2.访谈材料

自行设计访谈提纲，访谈的内容主要包括社区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