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也在中国盛行起来。当今社会一方面倡导简约生活方式，关注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在鼓励人们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商业机构千方百计地利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赢利。这些拉动经济刺激消费的举措进一步助长了社会上追求时尚、炫耀消费、攀比财富的物欲之风。

所谓物质主义，指的是一种强调物质拥有和财富积累重要性的个体价值观念。高物质主义者具有以下特征：①认为物质拥有和财富获得是生活的核心内容；②相信通过物质拥有和财富获得能收获快乐；③用一个人拥有物质和财富的数量和质量来界定个人成功（Richins & Dawson，1992）。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无疑有其积极意义，它能刺激个人的消费欲望，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成就动机，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和文化进步（Richins，1995）。然而，也有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物质主义带来了众多消极后果：物质主义与个体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自我实现、快乐、积极情感、身体健康呈负相关，而与消极情感、社会焦虑、物质滥用呈正相关；在社会层面上，物质主义价值观不仅削弱了个体对他人、家庭和社会的关注，也削弱了个体对于环境和生态的关注（Kasser，2002；李原，2015）。

孝道文化深刻影响着华人的日常生活。在当代生活实践中，孝道一直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价值观，是主要的道德教化内容。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它的内涵必然会有所调整。在已有研究中，杨国枢、叶光辉、黄丽莉（1989）提出了“尊亲恳亲”“抑己顺亲”“奉养祭念”“护亲荣亲”四个孝道成分。叶光辉指出，随着时间变迁，“传宗接代”“抑己顺亲”“陪侍在侧”等内容的重要性已经逐渐淡化，但奉养服侍父母仍然被视为重要的核心部分（叶光辉，1997；2009）。因此，本研究主要从子女赡养的角度出发了解孝道责任。林佩琪（2003）、卓馨怡与利翠珊（2008）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编制了孝道责任量表。主要从子女角度出发，侧重于日常生活的需求和关怀方面的孝道责任，包括实际居住安排（“父母老了或病了，无法照顾自己时，应该与我同住”）、经济资助（“我应该给老年父母生活费”）、感情支持（“我应该经常与父母聊天”）、日常生活上的协助和照顾（“如果父母老了或病了，我应该负责照顾他们”）等内容。

同时，当子女背负孝道责任时，是否会使他们在尽孝上产生焦虑？在面对孝道困境时，是否会使他们内心不安？有关孝道焦虑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也是本研究试图探讨的问题。孝道焦虑（Filial Anxiety）是Cicirelli（1988）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成年子女在照料或协助父母的过程中，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尽孝、对于父母的生活福祉能否安好等方面，产生不安和忧虑的情绪体验。研究者进一步把孝道焦虑划分为孝道能力焦虑和孝道情感焦虑两部分。孝道能力焦虑指的是，子女判断自身能力是否足以胜任赡养老人之责时产生的焦虑，也就是对于是否有能力尽孝的担心。常见的情况包括：担心自己的资源是否足以提供父母实质上的需要，担心协助父母是否让自己的生活陷入窘境等。孝道情感焦虑主要反应父母与子女情感上的冲击。它指的是面对父母终将年老、身体逐渐衰弱或迈向死亡时，子女对父母生活福祉上的担忧或关心的情绪状态。例如：不能在父母身旁照料时，内心的难过或歉疚；看到父母逐渐衰老或日渐依赖时，可能引发的难过或担忧（卓馨怡、利翠珊，2008）。

有关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孝道的关系尚无相关研究。作为在传统孝道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同时又受到西方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影响的中国中青年群体，从子女角度出发对于孝道责任的认识如何？他们在承担尽孝责任时是否存在焦虑与担忧？这些是本研究试图初步探讨的几个问题。具体来说，我们想探讨：①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孝道责任、孝道焦虑的关系如何？②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孝道功利成分和感恩成分的关系如何？③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影响到亲子关系满意度以及总体生活满意度？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态课题组在2014年对山东省烟台市的市民进行了问卷施测。我们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整理，剔除无效问卷后，选取了1960年后出生的中青年群体作为本研究样本，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780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