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作价值观综述

多数成年人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从就业到退休，人一生最好的年华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工作；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工作；成年人一天中清醒的时间大半是在工作。工作在人的一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必然由其从事的工作、职业和所在的行业来定义。不同的人工作形态不同，工作方式不同，工作态度和热情不同，工作的业绩不同，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自然也不同。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社会的形态就是由其社会成员的工作来定义的，社会的建设是由社会成员工作来完成的。对于个人来说，虽然工作是其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他也要处理好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个人兴趣和习惯，家庭生活，业余时间的休闲活动。社会约定俗成地把人的时间分为业余时间和正业的时间，但个人在处理业内业余时的表现是如何的呢？

工作价值观并非一个新议题，心理学界早期的工作价值观定义是由Super提出来的。他认为工作价值观是个体所追求的与工作有关的目标的表述，是个体的内在需要及其从事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质或属性，Super在1957年就把工作价值观分为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外在报酬三类，1970年编制了工作价值观测量量表（WVI）（霍娜、李超平，2009；郑洁、阎力，2005）。Elizur认为工作价值观就是个体认为某种工作结果的重要性程度，罗斯认为工作价值观就是人们从某种职业中所能取得的终极状态或行为方式的信念，如高收入，或与同事一起工作等（郑洁、阎力，2005）。

很长时间工作价值观的研究都集中在人们把工作看作是一种怎样的需求或工作具有怎样的意义。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背后暗含着一个大致相近的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背景，一些中国的研究者并没有关注到这一关键的差异，对于工作价值观的研究也没有本土的视角。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人们的工作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三十多年的历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随之，工作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也有所不同。如果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角度去考虑，中国人对于工作价值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于西方社会，这些构成了工作价值观研究的核心视点和意义。

对于社会转型和变迁下人们的价值观的改变，英格尔哈特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多，多数发达社会价值观在从强调经济和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到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猜想中国尚未发展到其多数人口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的阶段，也就是中国还未进入后现代价值观开始主导年轻人的阶段，这种转变将会在今后的几十年发生（英格尔哈特，2013：1-3）。

台湾学者曾对不同时代毕业的大学生进行半结构式问卷访谈发现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毕业者大都将工作视为生活的重心，工作初期核心目的通常是求安定的生活来养家与培育子女，工作后期则重视工作能得到社会肯定、经济成就以及能够回馈与服务社会。但对许多1987年毕业者而言，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必须配合其个人兴趣、需求、家庭与休闲生活形态作调整，他们的生涯规划是如何规划工作以配合其生活形态，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工作的满足与成就不是成功的唯一指标，成功的人是知道如何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的人（王丛桂、罗国英，2010）。

二 研究方法

Rokeach（1973）将工作价值区分为“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两大类，其中“目的价值”指的是“为什么工作”或“工作对个人的意义”，“工具价值”则是指人们在工作中愿意或准备付出的代价或者做人处世上的坚持。结合杨国枢对中国人个人和社会取向的价值观的观点，王丛桂和罗国英（2011）提出了中国人的工作价值观模型（见图1），并编制了测量量表。他们以个人或关系取向、内外在酬赏两个维度把中国人的工作价值分为四个类别，分别为第I、II、III和IV象限。在个人取向的内在酬赏的第I象限，受到现代化与人本等思想的影响，重视个体自我实现、专业成长、胜任感受、创意与心灵成长；在个人取向外在酬赏的第II象限，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重视物质报酬、自主独立与均衡的生活等；在关系取向外在酬赏的第III象限，受到家族与关系主义的影响，重视社会肯定的成就，如地位、收入、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