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手机，又称移动电话或无线电话。工信部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达12.86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94.5部/百人，其中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内蒙古和宁夏10省市普及率更是超过100部/百人^[1]。智能手机的出现极大拓展了手机的功能，不仅限于打电话和发短信，更成为互联网的移动终端，使手机集摄影、视频、游戏、定位导航和网络社交等众多功能于一身，逐渐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2013年，Google推出的全球多个国家智能手机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69%的中国用户每天都会使用智能手机访问互联网，这个比率高于美国的智能手机用户；38%的用户必须带上手机才能出门；而且，智能手机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60%的用户宁可放弃电视，也不愿放弃他们的智能手机^[2]。2014年，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智能手机与网民日常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40.4%的手机网民每日使用手机联网超过2个小时，人们对于智能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3]。

大学生因学习能力强、接受新技术快等特点成为智能手机普及率最高的群体，当之无愧地成为“低头族”（Phubbing）中的主力军，这一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围绕大学生的短信使用行为（黄才炎、炎标宾，2006；刘传俊、刘照云、朱其志等，2008；秦曙，2009；戴立丽、陈瑜、胡燕红等，2010）、手机使用行为（Chan，2015；Lane、Manner，2010；王凤仙，2012；柴晶鑫、梅松丽、李娇朦等，2015）、手机依赖（黄时华、余丹，2010；刘红、王洪礼，2012；吴祖宏，2014；肖祥，2014；张茜茹，2015；柴晶鑫、梅松丽，李娇朦等，2015）、手机成瘾（刘红、王洪礼，2011；王薇，2012；刘勇，陈健芷，赵建芳，2014；）和手机的问题性使用（Mobile Phone Problem Use）（Bianchi，Phillips，2005；姜永志、白晓丽，2015）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个体手机使用的心理因素，如人格和个性特征（Bianchi，Phillips，2005；Lane，Manner，2010；陈少华、陈少惠、胡兆云等，2005；秦曙，2009；刘勇、陈健芷、赵建芳，2014；肖祥，2014；）、气质类型（黄靖茵、刘江美、胡燕红等，2010）、自尊（Bianchi，Phillips，2005）、社会支持（柴晶鑫、梅松丽、李娇朦等，2015）、羞怯（姜永志、白晓丽，2015）等，以及使用手机带来的情绪情感变化，如孤独感（黄才炎、炎标宾，2006；刘红、王洪礼，2011；刘红、王洪礼，2012）和主观幸福感（张茜茹，2015；Chan，2015）等。

在手机的使用行为方面，黄靖茵等对广东十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62.5%的大学生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在2小时以下，18.2%的大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在5小时以上^[4]。同期的另一项调查也显示，每天使用手机长达5小时以上的大学生占23.1%^[5]。在每周通话时间上，59.0%的学生每周通话时间低于4小时，23.0%的学生介于4～6小时，仅有18.0%的学生超过6小时；每周手机上网时间上，20.1%的学生不足4小时，37.2%的学生在4～8小时，42.7%学生超过8小时，即每天上网一小时以上^[6]。针对湖北六所高校千余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98.9%的大学生拥有手机，其中57.8%的学生“无论做什么都会带上手机”，90.9%的大学生在参加活动或上课时使用过手机^[7]。走路、上课和用餐是大学生使用手机最频繁的场合^[5]。

以上研究为了解大学生的手机使用特征及其心理层面的前置和结果变量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着共同的局限。首先，在方法方面，对短信条数、通话时间、联网时间、手机使用时间及手机应用类型等手机使用行为的调查完全依赖被试的自陈报告。自陈报告虽然是获取上述信息最便捷的途径，但不可避免地受到被试的社会赞许性等心理因素影响，对行为的回忆和总结也容易产生歪曲或回顾性偏差^[8]，造成自陈报告与实际行为之间的不一致^[9]；其次，在视角方面，已有研究多从异常、疾病或障碍的角度理解手机或以手机为载体的社交媒体的使用，常以手机的问题性使用（Mobile Phone Problem Usage/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y）和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ction）这些病理性的术语来反映我们与手机的关系，形成一种我们对手机使用不当或不正常，应避免或矫正的印象，这一负面印象又会强化个体掩饰真实的手机使用行为的倾向，造成言行不一，导致调查结果的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