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91～2001年与2002～2009年的完整“波谷—波谷”的经济周期之后，从2010年起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然而，中国经济扩张势能随着需求刺激政策的提前退出而迅速弱化。在短暂的恢复性和补偿性的高速增长后，实际GDP增长速度在2011～2014年连续回落。

2015年，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适度增长，基本中止2011年以来实际GDP增长速度逐季降低趋势。不过，中国经济景气承续2014年平缓增长惯性而扩张乏力，201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将略低于2014年，导致2015年实际GDP增速与其潜在GDP增长水平的缺口较2014年扩大，而形成新经济波谷。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复苏停滞甚至退步，国民收入紧缩缺口连续扩大而逐渐形成总体经济景气的萧条状态。

2016年，中国需求管理应该适应总体经济景气的正常化程度，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重新启动和维护中国经济扩张过程，最终实现中国经济景气从萧条到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这样，通过适应性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操作，充分发挥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以及民间投资需求与政府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作用，使实际GDP增长速度能够超过其潜在增长速度而有效弥合实际GDP与其潜在水平的缺口。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预测2015年与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2016年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16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13750亿元；（2）2016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为6.190∶1。

表1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

续表

二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一）潜在国民收入与经济周期相位

中国总量生产函数Y=φ（t）·K，从而潜在国民收入Y^*_t=∏^k_i=1{［Y_t-i·（1+δ）ⁱ］^w（i）}，通过资本形成途径容纳实际国民收入的滞后效应。选取时滞阶数k=5，分别在几何级数w（i）=qⁱ与余弦函数w（i）=cos［（i–1）·（π/2k）］的分布概率代表性情形下，使用OLS方法在1978～2014年拟合中国实际GDP指数的对数线性方程logY_t=∑^k_i=1{w（i）·［logY_t-i+i·log（1+δ）］}，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潜在国民收入回归方程

同时静态预测和动态预测1983～2014年中国实际GDP指数而分情形建立潜在GDP指数时间序列，以计算1983～2014年中国国民收入相对缺口指标（Y-Y^*）/Y^*，其时间路径如图1所示。中国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率在几何级数权数情形下δ=0.100264，在余弦函数权数情形下δ=0.100239%，1983～2014年未呈现统计特征显著的历时减缓趋势。

图1 中国国民收入相对缺口

中国经济周期属于增长型类别。依据国民收入缺口（Y-Y^*）/Y，中国经济景气的正常化过程应该顺序通过转折点tp1、tp2与tp3，分别以d（ΔlnY）/dt=0、d［ln（Y/Y^*）］/dt=0与ln（Y/Y^*）=0为标志，如图2所示。古典型经济周期思维将国民收入波谷错误定位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波谷的tp1处，而错误地认为在国民收入缺口最大的tp2处总体经济景气已经正常化。中国经济景气在2010～2011年由tp2处向tp3处前进，从2010年起由tp2处向tp1处退步，最终二次触底而形成严重经济萧条状态。需要指出的是，托达罗模型W·（1-u）=W通过失业率u动态缩小城镇与农村工资水平差距（W–W）。即使全口径统计的城镇失业率，在经济萧条时也可能相对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图2 增长型经济周期的衰退和复苏过程

（二）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趋势

基于次贷危机时期的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图3在各重点产业等规模的假设前提下形象描绘中国重点产业的分布形态。中国十大重点产业的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服务业间比例为2.0∶3.5∶2.5∶1.5，在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纬度上呈现非对称的倒U形分布，总体上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与高加工度化阶段的工业化中后期。

图3 中国重点产业分布

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70代初的日本经济与21世纪10年代中叶的中国经济比较，美国与日本分别具有发达的服务业与制造业，而中国农业部门庞大且落后，但是三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接近，如表3所示。从“十三五”时期起，中国国民收入倍增且能够在未来15年内完成美国经济发展25年的历史成就和日本经济发展20年的历史成就。参照1961～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和1971～1990年日本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确定2016～2030年中国经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