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经济增长主导权的掌控，直接影响着全球治理格局。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框架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应对危机时，发达国家认识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让渡部分国际经济组织（如IMF、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G20这一对话机制，与新兴经济体分享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G20 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形成集体干预、有效救助的多边协调机制，积累了较高信誉，取代G7登上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成为当前最有影响力的治理平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中心-外围”首次变成二者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进行“双核”共治。G20中金砖国家和G7并存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现象，表明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正在进入一个力量更加平衡、更加互利双赢的新阶段^[1]。从目前情况看，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机制的共识不断增强，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全球治理制度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创建、改建甚至重建过程。

一 G20机制的演变与最新进展

2012年后的G20改革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继续改革IMF和世界银行（WB）治理结构，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二是通过本身的“三驾马车”机制和议题导向，引导全球经济治理向长效机制转型。

份额与投票权机制的改革一直是WB和IMF的核心改革问题。WB的投票权改革已经于2010年取得较大进展。经过改革，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显著提高。2013年后改革重点放在人员和财政整顿、股权审议及如何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等方面。2015年10月的世界银行和IMF的发展委员会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世界银行2015年股权审议和增资的路线图，还对落实该路线图的时间节点做了安排：尽力推动2016年能就投票权动态公式达成共识，并于2017年审议资本充足率以及确定是否增资。WB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做出了表率，而IMF的改革一直未取得进展。2010年美国急需与新兴国家联手应对危机，于是推动IMF董事会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将6%的份额向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2012年在墨西哥G20峰会上，IMF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成员国超过4500亿美元的增资承诺。但随着2013年后美国的稳步复苏，扩大新兴国家在IMF中的权重来换取救援资金的诉求不再迫切，美国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以国会为由一再否决改革方案，导致IMF改革的最后完成期限一再推迟，2015年初改革方案再次被否决。

对于美国的无限期拖延行为，IMF本身也非常失望。在2015年4月的IMF和WB春季年会上，IMF再次重申如果美国国会再拒绝批准该方案，将启动“B计划”。“B计划”最早由巴西提出。它包含两种方案：一是总份额不变（意味着美国无须增资），从欧洲的份额中调整6%到新兴市场国家。按照这一计划，可绕开美国国会，只需奥巴马政府同意即可。二是启动特设增资，即将中国等成员国增资的份额全部作为特设增资，从而提升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这需要对份额公式进行重新改革，等公式改革完毕后再作为永久性安排。不管哪种方案，B计划都只是临时过渡方案，IMF的最终改革仍会回归2010年的份额和治理改革轨道。而且即使份额改革成功使IMF和WB的投票权比例发生变化，美国依然拥有独享的“否决权”，未触及IMF和WB的核心（见表1），这将削弱全球治理改革的动力。未来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借助G20平台继续深化IMF和WB的投票权改革制度，使之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表1 IMF和WB改革后主要国家份额变动与排名

在推动国际贸易治理方面，G20机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2013年G20峰会提出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决定把几年前做出的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继续延长到2016年底，同时推动WTO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在部分领域先达成“早期收获协议”。2013年12月WTO巴厘岛部长级会议签署了多哈回合的“早期收获协议”，在贸易便利化、认可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等方面达成协议，实现了多哈回合谈判零的突破，使得多边谈判有望重回正轨。

G20改革的另一内容就是向长效机制转型。2012年后，除了传统议题外，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投资、反腐败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