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随着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分化与社区分化、社会不平等与空间不平等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城市社区在地理位置、空间形态、房屋产权、配套设施、人口结构、组织方式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分化的社区”主要表现在社区类型的多样化上。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影响城市社区类型的几个主要因素：空间位置（内城或郊区）、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如阶级/阶层、移民、族群）、国家干预程度（福利制度、公共住房建设、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市场等。

国内一些研究或者结合不同类型的社区来回应和验证城市社会学中关于“共同体”是“失落”“存续”抑或“解放”的理论争论，或者围绕着“社区阶层化/阶层化社区”“社会（居住）空间分异”或“居住隔离”等相关概念探讨社会分层与社区分化之间的关系。社区类型与阶层分化密切相关但又不局限于此，其还与单位制、土地与住房制度、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城市改造与扩张等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现实中，城市社区的具体类型复杂多样：农转居社区、城中村/城市边缘的本地-外来人口混合社区、老城传统社区、棚户区、单位售后公房社区、纯商品房社区、商品房-回迁房混合社区等。政府所关注的社区治理也是建立在社区类型基础上的。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事务性质、组织和动员方式、所调动的治理资源均有所不同，其中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边界与关系有很大差别。

目前几乎没有全国范围内以社区为研究对象的抽样调查，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也仅限于对社区自治组织、社区服务场地/设施等数量的简单统计。^[1]笔者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2015年度数据（社区问卷）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2、2013年度数据（家庭问卷）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样本分布见表1、表2），并用某个社区中抽样居民的个体数据来代表该社区的集体属性。由于两个调查问卷的侧重内容有所不同，本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为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做一基本“素描”。

在这两项全国抽样调查中，城市社区类型被分为六种^[2]：①未经改造的老城区（简称“街坊型社区”）；②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简称“单位社区”）；③保障性住房社区（简称“保障房社区”）；④普通商品房小区（简称“商品房小区”）；⑤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简称“别墅区”）；⑥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村改居、村居合并或“城中村”，简称“农转城社区”），这六类社区大致反映了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社区变迁。此外还有⑦农村（村庄）。当然，这种分类仍然是相对简化的，现实的情况更为复杂。由于现实中的“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单元，其边界（辖区）是由地方政府划定的，某一具体社区可能是以上述某一类型为主，也可能是多个类型的混合。

表1 2015年CSS全国抽样调查社区类型样本分布（社区问卷）

表2 CGSS全国抽样调查社区类型的样本分布（家庭问卷）

一 社区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差别

总体来看，各类型城市社区平均人口规模比较接近但内部差别很大，由房地产市场开发所形成的商品房小区平均人口规模最大。人口流动对社区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农转城社区、单位社区和街坊型社区的常住人口数均超过了户籍人口数，且农转城社区的外来流动人口平均比例最高，商品房小区和单位社区的流动人口比例也较高，但其构成有所不同。就人口老龄化程度而言，街坊型社区和单位社区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同时低保户家庭的比例也较高。社区人口结构的不同势必造成社区居民在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需求上的明显差异。

以2015年CSS社区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城市社区的总人口规模相差很大，人口规模最小的城市社区仅530人，是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社区是商品房小区，达8万人之多。这种社区实际上已经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甚至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其治理难度和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但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总人口均值相差不大，平均水平在9000～11000人。其中，商品房小区由于是多层和高层住宅区，其总人口均值和中位数都是最高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