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中心城市，北京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等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已经逐步成长为国际创新枢纽和全球的技术集散地。2012年9月发布的《2012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研究表明，在对纽约、伦敦等国际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中，“北京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在所选择的10个城市中名列第5，得分56.39，整体处于创新发展水平的中间。”^[1]国内方面，据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2012年7月发布的《2011年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年报》统计，“2011年北京输出技术合同53552项，成交额1890.3亿元，比上年增长19.7%，是‘十一五’初期（2006年）的2.7倍，占全国的39.7%，技术交易额1267.8亿元，增长18.9%，……其中，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再创新高，达1890.3亿元，占全国的四成，继续保持在全国的领先优势，技术交易为首都经济发展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2]

高校作为培养高层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进行科研创新的源头，不仅肩负着教学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还承担着解决中国重大科技问题、实现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职责。据统计，北京地区的科技资源总量约占全国的1/3，共有各类科研院所400余所。普通高等院校89所，其中中央在京高校38所，市属高校43所。据北京新闻报道：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三大奖中，北京高校共获得43项，继续处于国家高校的领跑地位。北京高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6项，国家通用项目获奖33项，占全国高校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21.7%，比上年增加了近两个百分点，市属高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共4项，其中，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特大异型工程测量重构技术已运用于故宫古建筑大修及鸟巢、国家体育馆等工程项目。目前，北京高校已成为全国高校和北京地区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将继续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政府对高校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仅2008年一年，北京高校共承担科研课题3.2万项，科技经费总量达110余亿元，但高校科技创新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科技创新研究的成果转化率偏低，高校大学生缺少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正是针对这一现状提出的，而钱老对于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为什么难以培养出杰出创新人才的疑问也成为中国高校和教育界需要深刻思考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看到，现阶段，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首都高校科技创新的发展，其中，行政化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以来，行政化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特别是随着问题的日益凸显，关于行政化的探讨也与日俱增。2010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线与网友交流时也提到这一问题，至“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对高校行政化与去行政化的辩论，以及之后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和网友的广泛参与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全国上下，政府、学术界和百姓都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首次表达了政府对高校行政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对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积极态度。

一 行政化的定义

按照权力主体来区分，高校内部主要包括教师权力、学生权力和行政人员权力这三种权力。其中教师权力和学生权力统称为学术权力，与其对应的行政权力也包括两个方面，即以中国共产党高校基层党组织为载体的政党系统和校长带领下的校、院、系行政管理系统。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高校的两种主要权力分类，也是影响大学的最基本权力，它们对大学的发展皆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学术权力是一个大学是否能够创新的关键，是一个大学存在的灵魂，与此同时，行政权力为学术权力服务，是学术权力得以彰显的重要保障，也是一个大学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行政化主要是指，当行政权力在大学的日常运行中超出了自身存在的合理边界，代替学术权力取得绝对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现有的大学制度形成一种以行政为本位和导向，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从具体表现来看，北京高校行政化主要分为高校外部行政化与高校内部行政化，从制度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行政化的构成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以体制为核心的正式制度、以观念为核心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