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众所周知，最早出现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比如早期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在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投入。但这一论断和现实情况是存在差异的。因为它既没有体现人力资本自我学习增值的作用，也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根本性作用。为此，内生增长理论应运而生。

早在20世纪初，熊彼特就指出，“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Schumpeter，1912）。在20世纪80年代，创造性破坏的思想终于被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吸收，标志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成型。其核心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创造性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物质资本内生于人力资本。Romer（1986）在这一时期首次提出了将知识和技术研发视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增长模型。模型中资本的积累（或知识）对现有技术有正的外部性作用；代理人持有的资本与技术水平正相关，而技术水平与代理人的储蓄决定相互影响，决定了经济增长率。Romer（1987）构建了一个模型，模型中代理人选择他所愿意从事的研究工作，通过这些研究来提高技术进步。每项发明代表生产一种新的中间投入品的技术，这种中间投入品是用于生产最终的产品，不会影响现存的中间投入品的边际产出。因为每种中间投入品都是独立的，带来的边际收入都是递减的，所以引入新的中间投入品才能使得经济可以持续增长。之后，他（Romer，1990）进一步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他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研究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生产部门，从而能够较为系统地分析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调了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Lucas（1988）在Becker等人对人力资本研究的成果之上，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并把它结合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有两种资本，Lucas的一般模型均衡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均衡曲线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都相同。但是，在他的模型中，一个经济系统具体收敛于均衡曲线上的哪一点则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因此，在Lucas模型中，各经济体长期增长速度相同，但人均产出水平不同，起初贫穷的会一直相对贫穷，起初富裕的会一直相对富裕。

但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却难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现象，也不能成为广州建设创新城市的理论基石。按照经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如Aghion和Howitt，1992），真正的原创式创新只能由新兴的小企业而不是垄断企业完成。但在转型环境中的中国显然不是这样，大企业会有更多的创新产出。自然地，要解释这一现象，对制度的关注就不可或缺。为此，丁重和张耀辉（2009）通过建立垄断（大）企业与非垄断（小）企业的博弈模型证明了：在金融市场相对完善、创新人才也较为充足的环境中，对垄断（大）厂商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倾斜，会削弱非垄断（小）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进一步地，这会使得非垄断企业减少研发人员投入并增大其成为垄断厂商中间制品生产者的概率，同时使垄断厂商成为创新主导者的概率增大，于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最终使得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实现。在上述情况下，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出现的频率会大大降低。因而，广州目前虽然具备了较完善的金融市场和较充足的创新人才，但是这些只是创新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本文结合统计数据，分析内生增长理论对广州产业体系优化与技术创新演进路径的解释力。首先，我们分析广州各产业经济总量的演进情况；其次，我们探讨广州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变化；最后分析技术创新能力与广州各产业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 广州市产业经济总量演变与结构优化

产业的经济推动效应体现为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近年来，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广州产业体系调整优化升级不断取得新突破，“三、二、一”的产业格局越来越明显。产业体系的不断优化升级，有力地促进了广州产业体系调整，为未来较长时期经济较快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如表1所示，广州市生产总值2005年为5154.23亿元，2009年达到9112.76亿元，2010年更是达到10604.48亿元。其中，2005～2009年年均增长13.4%，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