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布局合理、充满活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是实现区域科技跳跃式发展、提高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香港作为地理上同属亚洲的近邻城市，与广州具有相通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发展模式，是广州近期追赶的主要目标，研究香港科技创新的发展现状及模式，对广州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科技创新内涵

创新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是政府、企业、法律、文化、经济和创新人才等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特点。^[1]现代创新理论的创立者是约瑟夫·熊彼特，其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演讲过程”，开创了用“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发展的先河。他认为，经济之所以不断发展，是因为在经济体系中不断引入创新。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中，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而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要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2]熊彼特列出了创新的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后来人们将他这一段话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对应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3]

科技创新是创新主体（国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本土企业）从提升竞争力和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创新主体形成竞争优势的需要，实现拥有科技知识产权的科学发现、技术突破、工艺改进和变革相关制度的行为。知识社会环境下的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知识社会环境下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要从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协同互动入手，进一步分析充分考虑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正是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协同演进下的一种复杂涌现，是这个三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科技创新体系由以科学研究为先导的知识创新、以标准化为轴心的技术创新和以信息化为载体的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三大体系构成。这三大体系是相辅相成的。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文化基础，没有新的理论学说和公理体系，不可能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反过来又为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管理创新则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微观与宏观环境。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硬件”，而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则是社会进步的“软件”，它们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知识社会新环境下三个体系相互渗透，互为支撑，互为动力，推动着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管理与制度创新的新形态。

二 香港科技创新基础及成效

（一）创新基础

1.资源禀赋

土地资源。土地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具有不可替代性，制约了城市发展空间和可持续发展。早在1662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就强调“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2010年香港的面积只有1104平方公里，面积增长的空间也十分有限。

人力资源。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里，人力资本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010年香港总人口约707万人，总劳动人口为3653.7千人，失业率由2001年的5.1%降至2010年的4.4%。从人口素质来看，15岁以上人口中，香港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率从2001年的19.5%升至2010年的25.4%（见图1）。

图1 2001～2010年香港十五岁以上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

资本资源。科技创新是高风险、高投入的活动，科技创新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资本的支持。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资本市场体系非常发达。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2009年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头寸达72621亿港元（见图2），2002～2009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6%。2010年香港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68622.65亿港元，香港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42277.26亿港元。

图2 2001～2009年香港外来直接投资头寸及其增长速度

2.经济发展

经济规模与要素产出。2010年，香港地区生产总值是17438.58亿港元，2002～2010年香港GDP年平均增长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