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群体是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的热点话题，通常指不直接从事“物的生产”的职业劳动者，即非体力劳动者^[1][2]。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它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是现代经济良性运行的人力基础，其生活方式、话语表达、消费行为等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现代文明。在当下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重要性日益提升的大背景下，这一群体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愈显关键。“正是在这个‘白领’世界中，我们才能找到20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3]。

对于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我们除了要关注“白领”群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重要联系外，更要发现这一群体与人口流动及城市文明扩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在经济总量和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的今天，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metropolis）中的市民不仅满足不了生产性岗位的劳动力需求，也满足不了服务性劳动力岗位的巨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中有38.5%^[4]的人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业人员”，而现有研究^[5]表明，“白领”群体恰恰就密集分布在此三类职业当中。一些学者甚至将此三类职业直接作为判断“白领”群体的标准。由此，可以推测在都市的“白领”群体中必然存在着一大批非本地户籍的青年流动人口，他们或来自农村地区，或来自其他城镇，满足着城市对于非体力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是属于城市新移民的“白领”。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与本地居民和其他流动人口有着丰富的互动融合体验。同时，由于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他们对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形塑”力量往往较强，因此，与其他流动人口相比，研究“白领”的社会融合便更显意义重大，它不仅关乎该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更关乎城市化进程中兴起的城市文明，关乎城市化的厚度与质量。

在此背景下，本课题组重点调查了城市新移民中的“新生代白领”（以下简称“白领”），以求科学系统地了解该群体的社会融合模式具有怎样的特点，为学界和相关机构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撑。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采用了比较研究视角，着重考察“白领”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间社会融合状况的差异。这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作为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社会融合指数的绝对水平的意义远无相对水平重要，一个群体的社会融合状况只有在不同群体的对比中才能找准定位。其二，“白领”已在职业上与同为城市新移民且占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鲜明的分野，但他们是否在社会融合水平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一问题关乎城市社会对城市新移民群体的融合步骤与顺序。我们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发现，“白领”这一实现社会融合潜力最大的人群，是否确为城市新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先锋。而这种假设或观点的验证，必须在比较“白领”和新移民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视角下才能实现。其三，学界暂未在一个指标体系中对两个群体间的社会融合水平展开过系统比较，该尝试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深化对社会融合指标体系在不同群体上应用效果的认知，进而有助于在了解异质性差异的基础上，更好地完善中国本土社会融合理论及指标体系。

一 社会融合指数体系的构建方法

（一）维度的选择

社会融合理论是典型的舶来品。该理论源自西方学术界对移民的研究，并成为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融合存在多重概念，有着多重界定，但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对城市未来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相互作用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

西方有关移民融合使用的概念有同化（assimilation）、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与社会并入（social incorporation）等，并提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政策制度等归因解释理论，有着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国外学者对移民社会融入进行具体考察时，为思考和回答如何衡量移民社会融入问题，主要采取多维度测量的方法，其中有结构与文化二元划分范式，也有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政治—合法性融入三维度划分范式。

我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移民融合理论研究流动人口的过程中，也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