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亿劳动力站上了历史的门槛。

城市新移民是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是社会发展不可小觑的力量。社会发展赖于社会再生产的有序实现，而劳动力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组成^[1]，在城市化的伟大进程中，劳动力再生产是解读城市新移民的重要渠道。

一 上一代城市移民，再生产壁垒下的“双向遗弃”者

30年来，我国成功完成了5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上一代城市移民广泛参与城市部门的建设和发展，这其中农民工通过低成本的活动而产生的知识传播和知识贡献，正是30年来中国飞速发展最大的推动力^[2]。

然而，研究表明上一代城市移民在城市融入上成效并不显著。上一代城市移民的市民化比例只有31.3%，群体也没有较高的市民化意愿^[3]。群体的流动主要受经济因素的驱动^[4]，土地依旧是传统意义上农民的归宿，务工更多被作为一种获取比轮作收获更丰厚的机会，对上一代城市移民的区域调查亦证明其缺少发展型动机^[5]。上一代城市移民与城市各取所需，他们轰轰烈烈地进入城市，又几乎默默无闻地离开。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劳动力的使用和劳动力的存在与发展的关键联系被割裂，实质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两个消费部类受阻。劳动力本应该在“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统一过程中再生产出来^[6]。这个过程既包括现在一代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不断恢复、更新和增强，又包括新一代劳动力的不断教育、培训和补充。但老一代移民在劳动力维持和发展上都走向了没落，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壁垒，体现在围绕就业的劳动者活动上。

（一）最大极限的劳动力使用

上一代城市移民劳动力再生产的第一个壁垒在于“个人消费”，即劳动者补偿和维持劳动力个体存在的必要条件不足。这种“个人消费”壁垒的产生，首先表现为被挤压的工资收入；进入就业环境后，劳动力被过度使用，劳动力恢复条件差，维护机制缺失深度破坏了劳动力的维持和存在。

劳动者个人收入被严重压榨。上一代城市移民主要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务工，一份2005年的调查显示，上一代农民工中建筑工、矿工、砖瓦工、搬运工的比例分别为44.6%、3.8%、7.0%、7.0%^[7]，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上一代农民工务工行业中，制造业占26.3%～37%，建筑业为8.6%～13.8%^[8]。以建筑业为例，现代包工体制促成了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转移。然而，通过包工体制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务工收入受到多层级的剥削，从招标公司到基层包工头，建筑行业的层层承包都要套取利润，真正能被劳动者获取的资源少而又少，就造价标准而言，人工费占整个工程成本的比例只有10%左右^[9]。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建筑业，隐藏着对劳动价值的廉价使用，低水平的平均收入根本无法负担城市生活的高额成本，这是“个人消费”进行的重要障碍。

劳动力过度使用和维护机制缺失导致“个人消费”壁垒的加深。在实际的日常生产中，不仅收入较低，农民工往往还需要超负荷地工作，法律规定的日工作八小时标准基本无法保证：早上5点出班，中午1小时休息，每天工作时长达12小时的情况屡见不鲜^[10]。居住的环境亦不利于劳动力恢复，“工棚”总是和“脏、乱、差”捆绑出现。由于缺少体力和精力的恢复补给，加上建筑行业底层工作场所的特殊性，劳动者身心遭到持久性的破坏，劳动力安全和健康问题在大多数场合都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这方面不乏相关的研究和建议^[11]。对劳动力的过度榨取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缺乏足够的睡眠和膳食营养，许多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健康水平每况愈下，职业病发病率提高^[12]，“过劳”更带来危害。

（二）双向遗弃的劳动力发展

劳动力再生产的另一障碍在于“生产消费”，即劳动力智力、劳动技能和技术的更新、积累及提高的投入不足。上一代城市移民身居次属劳动力市场，难以实现行业内向上流动。同时，一方面自身缺少发展性投入，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拒绝承担他们的培训成本，劳动力发展被双向遗弃。

上一代城市移民广泛地进入城市次属劳动力市场，务工的职业大多局限于底层。城市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次属劳动力市场^[13]，上一代农民工在次属市场滞留，并存在“低就”隐性失业^[14]。伴随社会发展，行业底层分支细密，劳动力工作固化，上一代城市移民就业的最终结果是普遍停留在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