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322亿元，是1978年的3645亿元的142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自90年代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投资的高增长带动了经济的高回报。伴随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国内要素价格不断攀升，无法维持长期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不利于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过分强调投资拉动或生产拉动以维持庞大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日益受到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被看做三驾马车主次变化的风向标，启动国内市场和居民拉动居民消费愈加成为未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从1978年以来消费率的变化情况来看，中国消费率一直呈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是21世纪以来，整体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0年的48.2%，下降了14.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0年的35.4%，下降了11个百分点。因此，拉动中国消费增长、开发国内消费市场仍亟须新的突破点。

一 城市新移民消费的重要性

（一）农村居民消费疲软、城市户籍人口增长空间有限，流动人口消费更显重要

宏观统计数据以及诸多文献研究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消费的不足。如表1所示，从1985年开始，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趋势明显，由1985年的31.0%下降为2011年的8.0%，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因涉及预防性储蓄，习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收入、就业条件以及社会保障等差距。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消费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呈缓慢上升后又缓慢下降趋势，2000年达到最高31.1%后开始下降，2005年以后稳定在27%左右。城镇居民消费率的统计口径是常住人口，也即没有当地城镇户籍但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的流动人口被统计在内。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2.3亿，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7%。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仍将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16～30岁新生代占流动人口的47%。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的37.4%，其中城—城流动人口占6.7%，乡—城流动人口占30.7%^[1]。这部分人口是连接城乡的纽带，收入和生活期望均高于农村居民，有更高的消费能力。因此，在农村居民消费疲软、城市户籍人口增长空间有限的前提下，一些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流动人口，尤其是逐渐成为其中流砥柱的城市新移民。

表1 1978～2011年居民消费率

（二）城市新移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拉动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关数据及文献显示，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低、储蓄意愿强。如《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家庭2010年在流入地的人均月消费支出为896元，2010年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的这一数据为936元，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支出比城镇居民低40元。且相对于人均收入14%的增幅，农业转移人口人均支出的增幅仅为1.8%。因为有七成多农民并不想农转非，他们只是希望多赚些钱回家乡生活，故在城市中也是按照农村模式消费和储蓄。流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与留守农村的农村人口并非截然分开，超过半数留守人口（56.24%）曾经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而城市新移民，这个新兴的消费群体被很多文献称为“新生代”“新一代”“第二代”。与上一代相比，他们在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比重、对城市的认同感、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吃苦耐劳能力等方面均有不同，其消费观念、消费目的、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人民币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上一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金额及其比重分别为8218元和51.1%。

目前对城市新移民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费心理和消费结构上。消费心理的相关研究主要形成于社会认同、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下，认为消费是外来移民获得社会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利于他们在城市建立社会资本、追求个人成长和个人价值实现。同时城市新移民的消费观念与传统农民工的差异逐渐明显。孙湛宁^[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计划性差，更多地满足自身现时的生理、心理需求，而传统农民工以家庭和未来的生存发展为取向。另外，造成消费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