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大转型的“历史三峡期”，中国社会阶层在大规模人口流动下发生急剧分化，一个日渐典型的城市流动群体产生，并成为中国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城市他者”^[1]。“城市他者”自认为属于城市，却由于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被剥夺了“自己人”的身份而被建构成“他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流动群体发生代际分化，形成以农民工为典型群体的上一代城市移民和以新生代农民工、“蚁族”、“白领”等为典型群体的城市新移民。新群体的诞生与分化，导致城市内利益格局更加多极化和复杂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博弈，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对话语权的争夺。

话语权是一种“权力的权利”^[2]，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话语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通过语言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权利的介入，就没有话语^[3]。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游戏规则”：权力主体将自己制定的规则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出去，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上的其他人遵守这种规则。在现实社会中，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密切相关，是公民进行利益表达的话语机制。本文从话语角度出发，结合五年五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来综合分析城市新移民的话语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向。

一 话语弱势——城市新移民不能承受之重

阿兰·图海纳问过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共同生存？”这个问题放在今日之中国，就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主体^[4]与城市他者的共生问题，这也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共同生存的基础在于群体认同，群体认同的关键在于实现自觉的自我表述，这就涉及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城市新移民由于处在话语弱势，无法在政治话语平台上有“一席之地”，反而只能被建构成为“城市他者”，承受着“污名化”形象之痛。

（一）政治上的话语弱势

只有话语民主才能政治民主。话语已成为人们表达意愿，以引起社会大众和政府决策者注意，从而达到影响乃至左右政府政策决策的重要工具，这使话语具有了超出社会学意义的政治意涵。于城市新移民而言，想拥有政治话语权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缺少发言权甚至没有发言权，处于一种政治话语弱势状态。导致其“政治失语”的主要原因如下。

1.社会权力分布不均导致话语失衡

社会公平的重要表现便是话语公平，而话语大小与权力大小直接相关。在现实社会，虽然城市新移民拥有话语表达的权利，但是却缺少保护其话语自由表达的权力。以课题组2013年对“蚁族”的调查为例，43.5%的受访者认为当今社会的不公平主要是由权力导致的（见图1）。可见，虽然每个人都拥有说话的权利，但就其社会声音的表达而言，各社会层次的分布是很不相同的^[5]。在城市中，城市主体掌握大部分城市资源，操控城市权力，拥有城市的绝对话语权，而城市新移民一没权、二没势、三没财，根本没有他们说话的机会。在这种资源分布不均和权力分配失衡的社会背景下，这个群体的话语弱势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图1 社会不公平的原因

2.制度性话语平台的缺失

在我国现有体制内，虽然有信访、工会、法院等利益表达渠道，但其运行并不十分畅通，良性机制尚未形成，这使城市新移民缺乏一种联系政府决策部门的有效话语通道，他们无法让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和关注，更无法参与政策、制度的制定。以课题组2013年对“蚁族”的调查为例，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参政议政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非常畅通，81.0%的受访者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见图2）。可见，在城市中，城市新移民总是处在一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他们生活在城市之中，却不能参与城市管理，没有参与就没有发言权，这导致城市新移民因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自己的声音得不到回应而在政治上和公共事务上都呈现一种“失语”状态。

图2 参与公共事务渠道畅通性

3.话语组织载体的缺乏

城市新移民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的行政组织作为其表达利益、行使话语权的载体，导致他们缺乏一种集体化的话语策略。以课题组2012年对“白领”的调查为例，有50.2%的受访者没有参加任何组织（见图3）。可见，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一个独立代表城市新移民的组织尚未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