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等体制内城市市民基本控制了城市的大部分资源，由外来人口和底层城市市民组成的城市中下层很难分享城市各类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主流“城市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下的文化，总的来看有两大特征：一是主题宏大，二是政治色彩浓厚，但这两大特征也是我国城市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反映。

外来人口当中，最早接触“城市文化”的人群是“上一代城市移民”，他们的主体是农民工群体，本质上讲，他们只是“流动人口”。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处于城市等级体系的底层，在文化上更是处于贫瘠、边缘的境况之中。加上其与城市生活的根本“疏离”状态，使得他们接触的文化领域较小、层次较低，其影响波及的范围也甚为狭窄。因此，在“上一代城市移民”中很难形成固定的文化聚落，更难对既有的“城市文化”构成挑战。然而，随着“城市新移民”这一群体走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舞台，他们身上有别于“上一代城市移民”的群体共性，使得他们正在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创造群体文化，并开始作为一种城市亚文化崭露头角，渗入城市文化，乃至影响城市文化。与此同时，中国城市文化正地被悄然重塑，逐渐到达一个“底层文化”丰富且强势的时代。

一 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城市新移民”

“城市新移民”是这样一个群体：“没有所在城市户籍”，无法享受城市福利；高度流动性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因流动导致的高生活成本与低生活水平；他们生活在城市是底层，而除了留在城市又无路可退。这些共同的社会经济处境，使得新移民有别于城市市民，也有别于上一代城市移民，且他们内部有着共同的（底层）群体认同。从我们的调查可以看出，即便大多数“新移民”认为自己的经济收入“过得去”，甚至“还不错”，但多数都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下层”甚至“底层”，如有81.5%的白领、85.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生活在底层。这些共性特征既是他们成为一个群体的原因，也恰恰是他们形成文化共性的基础。

（一）在学术领域中常受忽视的“新移民文化”

在以往研究中，“城市新移民”往往被视为“城市他者”，论者多把视点集中在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上，以城市为主体，研究“新移民”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如何在城市社会等级体系及主流文化中找到自身认同^[1]。甚至只是将“移民”视为城市中的一个有待“管理”的对象，研究者的目的通常是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政策建议，以便更好地将移民群体纳入城市既定秩序之内，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2]。即便是在少数以“新移民”为主体的认同研究中，这种认同也基本是社会身份的认同，绝少上升到文化认同的程度和层次^[3]。既有研究中对“新移民”的社会认同有这样一些描述：“固化的文化认同”“超前转换的地域认同”“强烈的外地人意识”“向上的地位认同”，以及“中等水平的职业认同”^[4]。这样的一些论述，其实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上，即“新移民”必须去主动认同城市文化、适应城市文化，才能更好地融入城市。而这样的逻辑，同时也默认了这样一个前提：“新移民”处于被动位置，且对城市文化并无创造性的贡献。

然而，当我们观察当下的城市、体察当下的城市文化，便会感觉，这种以同情弱势群体的姿态来展开研究的论调，显得片面。

（二）群体内生的“新移民文化”

事实上，已不难看到形形色色、日益丰富的“新移民文化”正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悄无声息地生长，具有广泛的生存空间与强劲的生存活力，有遍地开花之势。他们开始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自我，与城市主流文化对话，正逐渐建起自己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家乡的生活惯习，和教育授予他们的现代观念，还有时代赋予他们的二维生存空间（网络与现实世界），使得他们的文化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另外，通过“同乡会”“联谊会”等形式，“新移民”不仅巩固了“新移民”中已有的“同乡”文化意识，且将家乡的文化习惯也带到了所在城市。同时，由于“亲戚”“同学”“师门”“校友”等关系渠道，“白领”“蚁族”还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比如，新移民中很多“白领”或“蚁族”的亲戚或同学，很多都是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41.6%新生代农民工视“老乡”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