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先生，男，28岁。出生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争取到了来北京上大学的机会。小伙子看起来很精神，也很健谈。一身笔挺的西装，标准的都市白领装扮；但谈话自始至终，都能在他的眼角眉间，读出一丝忧郁和无奈。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我脑海里忽然跳出个名字——“石小猛”。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来北京”

时下最为流行，也最让人心潮澎湃的一句话是：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然而，幸福似乎并未近在咫尺。

中国依旧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仍旧是崛起的中国在飙GDP时，不得不拿遮羞布掩盖的事实。纵使今天，此时此刻，或许你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星巴克里，喝着卡布奇诺；但数百公里外的某个小山村，那里的人也许正在一边喝棒渣粥，一边盘算着明天少放点玉米面。

尹先生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家庭。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也许因为他在家中最小，爹妈从来不让他干重活。当哥哥、姐姐已经在自家地里帮忙的时候，他能够很无忧无虑地捉蜻蜓、捞蝌蚪。他说，那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忽然有一天，爹妈告诉他，孩子，咱家要出个大学生，咱们村就出过一个大学生；人家现在到北京了，在大城市过日子了。你以后也要去北京，听见了没？

“当时的情形，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第二天，我娘就送我去上学了，跟我哥哥、姐姐一个学校。他们俩后来都不怎么去了，但爹妈一直让我上学。我记得，当时我一边抹着鼻子，一边说，爹、妈，你们放心，我以后，也让你们住城里的大房子。”

听到这儿，我忽然想笑，因为这种电视里拍烂的桥段，真的发生过。然而我没有笑，一个那么点儿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他上学还未享受到获取知识的快乐，肩上却已经先背上了一座“城里的大房子”。

“真的，农村的教育和城市的，那是一天一地。我小学的教室很破，老师管得也不严，可能上着上着课，底下的孩子就开始扭打起来。老师装模作样地说两句，也就过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放了学，我跟别的小孩在土坡里打架，我打赢了，但也被我爸知道了。他回家狠狠地打了我，听我哥说，从没见他发那么大的火，吓得我哥和我姐抱着哭。隔壁的来劝都不管用，我一礼拜没能去上学。从那儿后，我再也不敢胡混了。我怕我爸，更怕我妈哭着说，‘儿啊，家里供你一个真的不容易，妈求你，好好念书。’”

“后来的初中、高中，我就都到县城里去念了。环境好了很多，尤其是在高中，我们还有几次和市里的学生统考。虽然县一中的教育水平，仍然不及大城市的重点学校；可已经有很多老实的孩子，特别用功地读书。我和他们都一样，都有一个去大城市的梦。所以现在经常有人批评高考这个，高考那个，但我真的觉得高考没错，它能改变无数穷人家的命运。至少，它给人以这样的希望。”

我一边在心中暗自咒骂高三那年非人的生活，一边略带惊讶地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笑。整个访谈中，他几乎只笑了这一次。可以想象，一个农村来的孩子，通过不懈的坚持，在外界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硬生生地将自己和北京的距离减掉了808公里——这是他的老家和祖国首都的距离。

“上大学了，我才发现：有些东西，一辈子都没法改变”

采访中，我征询他的意见：能否将他的大学名字写到访谈记录里。他态度很坚决，“请不要写”。我开玩笑，你的大学并不差啊，说出去，不丢人。他很认真地讲：“我现在混的，很丢人。”

尹先生是大学本科学历，念的是建筑设计。也许是因为从小有一个大房子的梦想，他希望将来爹妈能住自己设计的大房子。

“本科毕业后，身边很多的同学选择了考研、出国或者考公务员。像我这种直接工作的，并不是特别多。我正好是2008年毕业，你懂的，金融危机。我也考过公务员，但没通过。至于出国，呵呵，你懂的，还是‘金融危机’。”

“刚进大学那阵，根本不懂这个。就知道高兴，全家人都高兴。我爹、我妈、我哥、我姐，还有我嫂子和我小外甥，都来送我入学。我爹、我妈，这辈子出门最远就是那次来北京。我还记得他们从北京站出来的那一刻，老两口子都愣住了：这就是北京，好大的地方，好多的人。”

“现在想想，北京太大了，大得能包罗万象。而我在这里是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