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24岁，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住昌平。他是北京XX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读书时就一边实习，到现在工作有几年时间了。我们访谈的地点是其女朋友租住的房屋，这套出租房由别墅改装而成，共有四层，访谈对象所在的这一间是在地下二层，面积约有10平方米。出租房内的通风、卫生条件尚可。室内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两张桌子，两个人勉强可以住下。采访时，刘先生的女朋友也在旁边，偶尔也会加入谈话。

我问刘先生家住哪儿，“小的时候在西城，初中的时候在大兴，后来回到昌平。在西城是跟我爸住的集体宿舍，在集体宿舍落的户口。后来在大兴那儿买的房。再后来，我爸妈也老了嘛，就回了昌平。我爸妈以前是昌平的”。

“我变了，我自然而然地接受他们了”

我向刘先生介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我们这里说的新生代农民工是1980年到1996年出生的非京籍外来农业户口务工人员。”“工地上那些算吗？”刘先生问道。提到农民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工地上的农民工。“不只是工地上，各个行业都有，是个比较广义的称呼。”我解释道。

我问了下刘先生女朋友的情况，她是河北邯郸人，农村户口，2007年中专毕业后来北京打工，恰恰就是我们定义的新生代农民工范围内的。

问起刘先生除此之外与新生代农民工有什么接触，刘先生说自己经常下工地，工地上的农民工也很多。“我负责土建那一部分。我们设计出来的图，拿到工地进行审核、监理、施工，施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到现场去看。”我问刘先生在工作中，如果有外地的同事、农村户口的同事，大家的待遇是否一样。“一样，都是五险一金，基本上是一视同仁。”

许多北京人会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偏低。刘先生说得很是中肯：“不是所有外来人员素质都低，有的人可能是，有的人也是挺好的，像我们公司的，他们有些也是外来人员，都很有礼貌。我们下工地，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民工，他们见着我们可能不会说那些客气话，我们一到呢，他也会冲你点个头儿，就感觉很亲近。我曾经跟一民工深刻交流过，我就感觉他和我们虽然学历上有差别，但他们渴望生活的那种积极向上的劲儿还是有的，感觉挺好的。像北京人觉得农民工素质差，可能是在挤车的时候，我小时候特别恨外来农民工，挤公交车的时候，他们那块头儿，我哪挤得过呀。小时候可恨他们了，后来慢慢长大了，就能够接受他们了。有很多北京的孩子，像我这样的，就觉得北京这么点儿地儿，农民工这么一来，就没有地儿了，没有这、没有那。但是后来，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北京的建设就需要他们，没有他们北京就建不成这样。北京人特别懒，哪怕你给我800块钱，我跟这坐着也跟这坐着。北京需要大量的劳动农民，要不然这楼怎么建起来，不可能说像我们这种人去干去。所以说，这都是有利有弊的。”

那么刘先生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印象为什么发生了改变？刘先生说，“这东西不是说人变了，而是我变了，我自然而然地接受他们了。但有的人就从小到大都没变，我管你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我都排斥。”

“我变的原因有好几种，第一，因为我的工作，一下工地之后，看到农民工，拿着大锤子，这都是晚上六七点了，也不吃晚饭，然后看着那楼起来了。还有就是因为她（指刘先生的女朋友）的元素比较多一点。我刚跟她认识时，别人介绍嘛，对外省人也是模棱两可那种，后来接触多了之后，感觉跟北京人大不相同，我就喜欢他们那种。比如从租房这块来讲，我就感觉他们特团结，北京市民属于各打各的，为了权利、为了金钱，你们家是你们家的，我们家是我们家的。包括我们吃饭也跟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是一块吃饭然后大家说“我结吧，我结吧”，我们都是AA制，你出你的，我出我的，分得特清楚，几毛几厘都给你分得清楚着呢。而且你看北京现在都发展成什么样了，两个人结婚都搞AA制。所以现在已经找不到大团结那种概念了，但是从他们身上就能看到那种特别团结。咱们说白了，这点可能不好，但是你真能看出团结，民工中，有两个人没发工资，像我们可能会说，没给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就不一样。他们一看他没给，就都去了，大队人马，就都去了。最后一看，他没给，我们也不要了，就把钱全都扔给人家。

“我爸妈就怕我娶了她，她七大姑八大姨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