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我们来自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信息学等学科领域的30余位青年学者，采用自发性社会调查，先后对“蚁族”、高校青年教师、“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等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有关当代青年群体的大量一手资料和统计数据。

六年的积淀让我们对“蚁族”“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等当代青年群体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感受。提炼总结后发现，上述群体虽在教育背景、从事职业、生活方式等要素上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但从本质上看，又都具有一定的共同特性，即都是离开家乡，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但暂未取得城市户籍的青年人。他们心怀梦想，拼搏进取，在城市化转型的大背景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综合国内外有关流动人口及其迁移规律的研究，我们提出“城市新移民”的概念，对这一群体的共性进行高度提炼，以求深度记录和描述其在“历史三峡”中的奋斗与崛起。

作为研究社会的一种实践方法与技术手段，社会调查是社会科学界使用最多的研究方式之一，也是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而我们采取的这种自发性社会调查，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我们始终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采取问卷填答、个案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事实证明，感性认识是研究问题的起点，没有大量现场感性知识的积累，理性认识难以实现飞跃，尤其对于充满复杂性的当代社会来说，直觉有时比数据更重要。

二是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加强对复杂问题的攻关。研究是分专业的，但生活是统一的，对社会现象要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复杂的、多元的，多学科交叉合力是认识中国问题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团队的力量。我们分别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文理兼顾，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团队成员专业优势互补的特点，加强对问题的攻关，可促进学科间的融合。

三是通过组织结构扁平化提升研究效率。区别于政府部门组织的官方调研和知名学者领衔的研究团队，我们根据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和研究进程的不同阶段，确定团队成员的具体任务和分工职责。团队成员都是青年学者，没有学术权威，没有地位尊卑，大家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主体。在思想相互撞击、相互交融、高度整合的过程中，资源共享、互信互学、共克难关、创出精品。

坦诚地讲，组织自发性社会调查，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多困境。与各种由权威机构发起的普查及综合性社会调查相比，我们可得到的资金支持、人力资本及行政资源少之又少，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调研的开展设置了障碍。从某种程度上看，六年的研究实践就是在科学性原则的基础上，不断超越自我、突破困境，在坚持“学术严谨性”与“现实妥协性”之间找寻最佳平衡点的过程。具体来看，我们面临并突破着三大困境。

一 抽样精度与调查资源间的妥协

“抽样”是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其科学性与精确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决定着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美国抽样专家Kish教授，曾在其著作《抽样调查》中提出了优秀的抽样设计应满足的四项原则：（1）目的性原则；（2）可测性原则；（3）可行性原则；（4）经济性原则。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特别是自发性社会调查，同时完全满足上述四条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本土研究实践中，我们更多地根据调查资源的实际情况，在四个原则间平衡与妥协，对教科书中的经典抽样方法进行扬弃式灵活使用，尽量增强抽样方案的科学性与精确度。

在六年的研究实践中，我们重点关注了城市新移民群体中的三类典型群体：“蚁族”“新生代农民工”以及“新生代白领”。其中面向“蚁族”的调查共有三次，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白领”调查各有一次。历次调查的抽样方案均不是教条式的照搬教科书的结果，而是不断明确调查目的、充分评估调查资源、深度理解调查场域的产物。

“蚁族”群体的抽样方案设计具有阶段性特点，与学界、政界以及社会对其的了解和关注程度紧密相连。在2008年的初始研究中，由于我们首先发现“蚁族”现象，没有任何前期资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