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5年，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领域涌现出丰富的学术成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际学界在多元主义理论、中美关系、金砖国家和国内战争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 国际关系理论

伴随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基于不同背景的理论层出不穷，既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革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也为人们认识国际关系、理解全球政治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与路径。

（一）国际关系的多元主义研究

各种理论与方法间激烈的竞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对于多元化的理解与包容也成为一股主要的潮流，促使着国际关系多元主义相关研究与讨论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耶鲁·弗格森（Yale H. Ferguson）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提升将为我们理解全球政治带来诸多益处。^[1]毫无疑问，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英国学派等曾居主导范式地位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仍有许多追随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传统地位。这些理论流派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是长久以来它们似乎能够很好地解释各种重要的事情。然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方法的解释力尚不足以满足不断发展并革新的全球事务，其缺陷也愈加明显。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与失衡，非国家行为体地位日益凸显，对于人权、环境、身份转换、主权危机、融合与解体的循环等问题的关注逐渐提升，世界本身正发生着极为迅速而巨大的变化。而后国际主义（Post-internationalism）、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Postmodernism/Post-structuralism）、女权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等流派的出现与兴起，深刻体现当今世界各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并为我们认识并理解这些变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并发掘多元主义所带来的潜力。

理论的多元化与多元主义本身是积极的，同时也通过共同参与为各种理论方法间增进理解创造了机遇。追求不同理论目标的知识自由应伴之以集合与比较，不以统一为名，而以理解为实。哈尔瓦德·莱拉（Halvard Leira）指出，在研究中追求多元化并跨越理论间的界限将同时带来机遇与挑战，尽管这项任务极具挑战性且看似吃力不讨好，但多元参与为持久的范式间对话与维持某种学科凝聚力提供了最好的可能。^[2]对此形成了两种较为悲观的意见，一种关注于多元研究的可能性，另一种对多元理论的影响提出了质疑。莱拉结合自身学术背景，选择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作为案例。她认为，我们应以业余主义（Amateurism）的精神，更具系统性和组织性地引入历史，这既能够在阐释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异同的基础上创建相互理解的平台，同时又能够培养求知欲的风潮。其中的业余主义明显不同于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业余的核心概念是为某种比赛或练习本身而参加的动机，简单而言，业余者参加与否决定于对这一活动是否热爱。同时，业余主义也意味着提升眼界并跨越边界，反过来将有希望振兴智力实践，进而导向创造性思维的增强。

在历史学中，对话能够跨越不同范式间的边界，相同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好奇心与对整体情况的兴趣更可能推动研究的发展，而国际关系学者则倾向于越来越专业化。多元研究使得我们超越两者不同的专业性，在新的领域，我们将作为具有相对平等地位的业余者，一同推动更加多元的学科与更加智力开放的专业。尼古拉斯·伦格（Nicholas Rengger）认为，正确理解多元主义，有益于对理解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认知。^[3]显然，多元主义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所有人类科学更加真实的图景。

（二）阿米塔夫·阿查亚的全球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学正逐渐摆脱曾经集中于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理性决策与西方世界、西方男性学者的藩篱，更加意识到与之相对的一面，包括主观性与规范性假设是学术与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女性主义、非西方学者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ya）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一概念，其目标是使理论竞争环境公平化，并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学科，切实反映国际关系学者及其知识问题日益增长的多样性。^[4]全球国际关系学并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相并列的范式。它也不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