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化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

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向城市集中、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步。2010年，中国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7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由29个增加到125个，城市群逐步形成。

当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深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城市化进程既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新课题、新挑战，也使得农村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具体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社会管理对象快速扩大，原有的社会管理功能难以承载。2011年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51.3%，城市常住人口总量历史性地超过农村常住人口，这标志着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多，越来越多的“单位人”“个体人”“农村人”“虚拟人”“境外人”变成“社会人”，城市社会管理对象总量迅速扩大，原有的社会管理功能难以承载和适应。例如，在沿海地区的一些经济发达镇常住人口每个镇动辄数十万，比内地一个县域人口都多。庞大的人口数量给基层政府中综合事务、民政事务、人口计生、综治维稳、信访、文明创建和社会保障等工作带来巨大负担。在急剧扩大的社会管理对象及其产生的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需求面前，城市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显然面临能力和资源“瓶颈”。与此同时，作为各类社会管理对象居住和生活地域空间的社区也面临着社会管理能力不足、资源不够的问题，作为社会管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不畅、能力不足，目前也难担大任。

二是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多发，导致城市社会管理难题增多。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工业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急剧增加，城市的地理边界不断向农村地区扩展和延伸，一方面，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宅基地被“置换”，农民被“城市化”却得不到合适的经济补偿以及生活和就业安置，导致大量牵涉到经济利益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产生；另一方面，城市老旧城区也面临着改造和升级，会涉及房屋拆迁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引发了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此外，城市居民围绕着房产买卖、国企改制、企业破产、水库移民、环境污染、劳资关系、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民族纠纷、宗教纠纷、涉法涉诉、损害赔偿、食品药品安全、利益分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也多发频发，群体性事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

三是传统城市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难实施、难奏效。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益诉求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对社会管理的要求已不再仅仅停留于社会治安、应急处理、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规范秩序、风险控制、强化监督、遵纪守法等社会稳定层面，而是广泛涉及扩大参与、完善服务、改善民生、保障权益、净化环境、食品安全、公平正义、诉讼顺畅、政府勤政、干部廉洁等促进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和谐为目的的社会管理。同时，城市居民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也在城市地理空间范围内发生激烈碰撞和交锋，由此导致了各种各类矛盾纠纷。面对着公众新的社会管理需求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控制、强制等方式和手段都难以实施并奏效，这是目前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的另一个新课题。

四是城市外来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少、融入城市难。城市吸引着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以及其他人员进城务工经商，但是，由于户籍制度、教育、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使得他们在就业、医疗、住房、子女上学等方面公共服务享受的待遇与本地居民存在明显差异。2011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已达51.3%，而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即全国有2.1亿人以上是城乡两栖的“半城镇化”人口。这部分人口虽然进了城，但是却享受不到城市同等的公共服务，融入不了所在城市，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

同一时期内，在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