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作为人类法律文明“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集大成者，清代的法制达到了我国历史上的高峰和顶点，在立法、司法方面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清代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其疆域非常辽阔，全盛时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1]总面积约为1300万平方公里，可谓空前绝后。在这广大的统治疆域范围内，清帝国根据地理、人口、文化和经济的差异，进行了科学而精细的行政区域划分。

清代的边疆民族地区，包括东北的满洲，北方的蒙古、西北的新疆，西南的西藏、苗疆等地域。这些区域，或为原有的故地（东北、蒙古），或为新辟的疆土（新疆、青海、西藏），其原住民均为少数民族，具有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受内地汉文化影响很小。在清代“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边疆政策的主导下，^[2]边疆地区大多保持着原有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审级制度是重要的司法审判制度，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的审级制度，有别于内地行省，具体而言，饶有特色。

一 蒙古地区的审级制度

清朝作为专制主义高度强化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十分注意对全国范围的法律控制。对于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采取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法规，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使得中国封建时代的民族立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司法管辖方面，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法律政令的统一。^[3]

由于东北地区与蒙古地区地理位置相互毗邻的原因，加之满、蒙民族相近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早在入关前，清最高统治者就与蒙古贵族结成了密切的同盟关系。入关后，清廷将这种同盟继续予以巩固，使蒙古地区成为清帝国的北部边疆屏障，清圣祖康熙皇帝对此赞言：“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蒙古），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4]清代尊重蒙古民族的习惯、风俗，先后颁布了《盛京定例》《蒙古律书》《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特别立法，作为审理蒙古地区案件的法律依据。清代的蒙古地区包括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两大部分，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同，其审级也各不相同。

（一）外藩蒙古的审级制度

根据地理位置不同，外藩蒙古以瀚海为界，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青海蒙古等。清代在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数旗合为一盟。旗设扎萨克（旗长），由王公台吉（公子）世袭担任，为世袭制；盟设盟长，于参加会盟的各旗扎萨克中选任。由于扎萨克是外藩蒙古的基本行政单位，漠南蒙古亦称内扎萨克蒙古，简称内蒙古（并非内属蒙古）；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等亦称外扎萨克蒙古。

外藩蒙古的审级，依次分为扎萨克、盟长、理藩院三级。扎萨克是初审，非常重要，“蒙古刑狱，内外扎萨克、王公、台吉、塔布囊及协理台吉等承审”^[5]“凡蒙古之狱，各以扎萨克听之；……不决，则盟长听之；不决，则报于院。驻司官者，司官会扎萨克听之。蒙古内属者，将军、都统、大臣各率其属而听之。与民讼，地方官会听之。凡罪至遣者，令报于院，以会刑部而决焉。死者，则会三法司定谳。”^[6]即发生在外藩蒙古地区的案件，首先由各旗扎萨克进行初审；不能判决的，报盟长审理；再不能判决的，报理藩院审理定案。理藩院除掌管蒙古地区的上诉案件之外，还派出司官（理刑清吏司官员）会同当地扎萨克一起审理。由于蒙古地处边疆，牧民逐水草而居，流动性非常大，因此徒、流刑对于惩罚罪犯没有实际意义。重大刑事案件，如被判处充军、发遣的案件，须先报理藩院，再由理藩院会同刑部审理；死刑案件须由理藩院会同三法司审理，并将审判结果向皇帝具奏，死刑绞、斩监候案件均入秋审。

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正其刑罚”，是审理蒙古地区案件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刑狱不决，则报于院”，由理藩院统一审理蒙古地区重大、疑难的刑事案件，至于民事案件，“如扎萨克、盟长均判断不公，亦准两造赴院呈诉”。^[7]理藩院拥有对蒙古地区发遣刑、死刑的终审权，“凡应拟绞斩之蒙古人犯，由各扎萨克处审讯，声叙罪情呈报盟长，由盟长核转报院，会同三法司拟定，具奏请旨。”^[8]发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