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是基础和关键，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20世纪以来，全球性经济结构进入加快调整时期，知识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跨入后工业社会，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努力建设新型工业化社会，自2008年全球经济遭遇重创以来，我国也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种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知识和人才为根本，需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科学素质的提升。新的时代将不仅是精英不断涌现的时代，也将是公众素质大幅度提升的时代。通过对世界各国科技创新状况的比较和测算发现，到2020年，我国至少有10%的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才能有效支撑创新型科技人力资源的产出，给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提供基本保障。因此，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到20世纪中叶我国成年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长远目标，促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需推进制定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加快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二 国外科学素质及基准的研究

（一）科学素质的内涵研究

英文“literacy”（素质）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一个人具有的读写能力，相当于中文说某个人是“有文化的”。^[1]比如能读懂食品包装上的标签、报纸上的科学新闻等。但这个定义并不是唯一的，根据科学素质内容、程度的要求各有侧重，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对科学素质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Shen认为，科学素质不是一个人的入门标准，它应该具有多重目标可以覆盖全社会不同受众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程度的需要。因此，依据不同受众对科学素质的不同需求，Shen把科学素质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实用的（Practical）科学素质、公民的（Civic）科学素质和文化的（Cultural）科学素质。^[2]Shamos亦提出类似的观点，即科学素质包括三种形式：文化（Cultural）科学素质；功能（Functional）科学素质；第三种也是最高层次的科学素质是真正（Ture）科学素质。^[3]以能力为导向，根据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情况，我国学者李健民借“公众理解科学”的范式，将科学素质也划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公民接受科学”阶段、“公民理解科学”阶段和“公民参与科学”阶段。^[4]

在公民科学素质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毫无疑问是米勒体系。米勒认为公民科学素质是指“对科学术语和观点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能够阅读日报和杂志，理解其中有关科学的内容、包括有关科学的争论的相互竞争观点的本质”。1983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公民科学素质的三个维度：①掌握足够的基本科学词汇，以阅读和理解报纸和杂志上出现的科学争议；②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本质；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科学技术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5]公民只有在以上三个方面均达到一个合理水平，才算具备了米勒所认为的基本科学素质。不过米勒在1998年也承认，在公民科学素质的跨国研究中，各国在第三个维度的内容上差异很大，因此在国际比较中只用前两个维度。2002年，米勒回顾并总结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个具有公民科学素质的人应该：①理解基本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观点；②理解科学探究的本质和过程；③具有日常的信息消费模式。^[6]

（二）科学素质的要素和结构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和研究组织研究探索了科学素质的要素，其中，科学知识、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科学过程和方法、科学精神是普遍认为科学素质必须包含的要素，这对我国科学素质基准的制定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科学素质的要素一旦被提出，研究人员便开始探索它的内在结构。其中侧重于个人素质的KAP及其改进模型比较具有代表性。KAP模型主要强调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和技能（Practice）三个方面。2000年，Sharada提出注重个体能力素质的KAP改进型科学素质模型：科学技术方面读、理解和写的能力，应用科技概念、方法和技能的能力，区分恰当和不恰当实用科技的态度和价值观。^[7]除此之外，Bybee认为科学素质不是简单的“有或无”，而应该是程度的“高或低”，因此他提出了科学素质的连续谱论，并给每一个程度设计了一个科学素质的内容标尺：科学文盲（Illiteracy）→表层素质（Nominal Literacy，知道某个科学词语，但只是停留在字面意思的理解上）→功能性的科学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