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运动员是一个国家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是近期国家及其每个人都高度关注的问题。2010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再次显示了党和国家对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同时也映射出当今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紧迫性。

一 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历史

（一）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萌芽期

1949～1959年，是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和教育体系的起步阶段。国家在“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在部队、厂矿、农村、学校大力开展群众体育，并依照“优秀运动队伍，应该由群众业余体育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拔”。在其中挑选体育人才进行培养。当时，成立了各级体育工作大队和“中央体训班”，并建立了一批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完成了三级训练体系的基本架构，保证了运动员的输送^[1]。

该阶段来源于部队、工厂的运动员享受国家干部待遇，退役后由国家负责培养分配；来源于学校的学生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可以得到保障，尚未出现学训矛盾，加之社会文化普及度低、脑力劳动需求小等导致运动员文化教育问题尚未凸显。

（二）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探索期

1959～1978年，受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运动员训练体系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受到一定冲击，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现象。但总体而言，在“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思想指导下，国家通过加强业余体校和各级运动队的建设以及制定法律规范，使得我国三级训练网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文化教育由教育系统负责过渡到体育系统自办，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三集中”业余体校的出现，如负责部分优秀运动员基础教育的各类体育运动学校的创办。它以牺牲学生的一部分学习时间为代价，暂时解决了运动员在体校训练时间与普通校学习时间产生的冲突。

虽然1963年国家体委颁布了《运动队伍试行工作条例》，要求各运动队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配备专职文化教师，成立专门负责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组织机构，但业余体校重训练轻学习的普遍现象和发展趋势仍然很难改变。所以，在当时以发展竞技体育为首要目标的历史背景之下，体育系统自办教育势必会出现一些偏颇。

（三）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发展改革期

经过15年的探索与尝试，对于1978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在大中城市建成基层运动队——普通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优秀运动队层层衔接的训练网”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形成了由运动队与普通学校共同负责少年儿童的教育训练，由运动技术学校与普通高等学校分工合作负责运动员中等及以上继续教育训练的局面，并实现两个层次之间的有效衔接^[2]。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业余体校基础上创办了将培养后备人才和强化运动员文化教育等任务结合起来的中等体育专业学校^[3]。

这一时期，我国竞技体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三级训练体系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也出现了多种新问题。

1979年，我国重新在奥林匹克委员会获得了合法席位，为我国竞技体育大发展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要求。国家通过建立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试点中学等方式拓宽了后备人才的来源渠道，也使得运动员人数大大增加。而1978年我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安置退役运动员的能力大大降低，许多运动员开始面临退役后的再就业问题。

自1964年我国提出“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后，运动员的训练时间和训练量逐年增加，激化了学训之间的矛盾，而在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势头之下，文化学习时间被牺牲。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居民受教育程度及教育普及度快速提高，而运动员的文化水平却逐渐降低，由此显露出竞技体育背后的巨大社会问题。

虽然国家及时发现了运动员文化教育及退役安置的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使运动员文化教育回到正常的教育体系轨道中，但在竞技成绩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些政策很难落到实处。

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实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后就业形势变得激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