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被广为关注。在对转基因的风险传播方面，我国大众媒介主要以精英话语为主，风险的社会阐释主要来自政府、科学界和媒体。随着新媒体被广泛深度使用，转基因健康风险信息和讨论逐渐走向普通公众。网络上围绕着转基因技术的各种争论，尤其是科普作家方舟子和央视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2013年9月发起延续至今的微博大战，是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传播的一个独特面向。透过这一事件，风险被社会化媒体所表征，并从中折射出公众对转基因健康风险议题的感知现状。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着力研究的两个问题：转基因作为典型的健康风险议题，通过网民对崔永元和方舟子微博论战的反应，揭示出公众目前对转基因风险有着怎样的认知和情绪？微博论战本身又会如何影响对转基因风险的传播？

二 文献回顾

（一）受众风险感知与情绪

人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可能面临风险。风险感知影响着我们对风险的反应。风险感知是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并强调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认知的影响。^[1]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情绪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与风险偏好的主观因素中很重要的部分。根据扎将克的“情绪优先”概念，人们在对一个刺激产生周密认知考虑之前，总是先做出情感的评价（Zajonc R.B.，1980）。^[2]Finucane （Finucane et al.，2000）^[3]和Loewenstein等人（Loewenstein et al.，2001）^[4]在研究中分别采用情感启发式理论和“作为情感的风险”理论设想，证明情感能够对人们如何感知风险做出有力解释。保罗·斯洛维奇在研究中发现，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对于风险感知存在影响。^[5]另外，认知心理学领域的评价理论对认知和情感两个研究路向进行了勾连，提供了一个关于风险感知的认知和情感的整合框架：个体的情绪体验来自于对于事件的认知评价，而产生的情绪体验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倾向与生理反应。以上研究和理论都证明，情感变量的加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为什么选择和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应对风险，并且能根据特定社会风险所引发的公众感知与情绪为风险管理者预测人们的风险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二）媒介风险传播的正负功能

风险社会同时也是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风险的媒介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风险事件通过各种不同媒体的表述、呈现，成为大众感知到的风险信息的过程。^[6]媒介在此过程中，发挥引导舆论，安抚公众、引导社会秩序的职责；二是媒介在传递风险过程中还有可能生产出新的风险，即提示我们媒介还有放大风险的负性功能。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风险意识是来自自身及周围人的经验的话，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早已远远超越了普通人的直接感知能力和知识范畴，“大众的风险感知主要来自媒体，尤其是当人们对这些危险缺乏直接经验和相关知识的时候，媒体的作用更明显。”^[7]大众传媒能够再现风险，是使风险从不可见变得可见的关键变量。现代社会风险错综复杂，很多风险本身充满争议，并存在源于结构根源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现象。传媒“监视环境”的基本功能使其能够常常先于政府和社会机构发现风险并向全社会提出风险预警，由此激活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和应对。但在此过程中，媒介也并不是在简单地复制和传递关于风险的信息，正如亚当和房龙所说，“对风险的媒介化非同小可——被用来理解风险的媒体会提供风险的感受并因此而卷入对风险的生产、操纵、协商和置换。”媒介通过对风险进行复杂微妙的加工和“转译”，“不仅成功地将隐蔽的风险的威胁变得显著，而且给予这些形形色色的风险以解释，并且逐步把这种阐释变成公共的定义”^[8]。

随着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新媒体为更多的风险主体和风险争议提供了对话、竞争的场所，传媒更为“强烈地影响着社会认同、风险定义、风险选择，以及关于风险的知识，因此媒体是风险意识的核心，也是解释人的风险反应的核心”^[9]。但与此同时，“风险的媒介化”本身也暗含风险：媒体在促进受众的风险认知与社会的风险沟通的同时，一旦脱离其应有的轨道，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催化剂”和新风险的源头，激发人们对风险过度的想象，构成风险放大和涟漪效应。媒介是现代风险沟通最重要的渠道。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