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德国现行的经济、社会构架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压力。创立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养老保障体制在经济全球化、增长低速化、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冲击下，日益陷入困境。其核心问题养老金筹资危机，已成为上至联邦议会、政府，下至普通养老金领取者、缴费人和企业主普遍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有关筹资体制改革的讨论空前激烈。经济学家、各主要党团都设计了各自的改革计划和方案。学者们并就可能替代目前现收现付筹资模式的其他模式，如基本养老金和资本积累制展开了论证。政府层面，科尔领衔的黄黑联盟政府前后出台了92、99年改革法。倡导以压缩养老金待遇过份增长为主基调的节支型改革；而1998年底上台的施罗德担纲的红绿联盟内阁，强调社会公正，在竞选中喊出了以社民党团养老金改革委员会德累斯勒报告为基础的“结构改革代替待遇削减”“Strukturreform stattLeistungskuerzung”这样颇具煽情效果的竞选口号，并赢得了选民的青睐。上台半年多来，红绿联盟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对策。笔者以为，尽管最终完整清晰的全套方案要等1999年夏大讨论后方能最终定形，但已显示出其养老金改革是以税改为基础，减负为目标，社会公正为口号的再分配。另外，拉封丹辞职后以施罗德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政策右转，再次显示其政策的新中派色彩，这可以从最近出台的有关紧缩、税收和养老金改革等中看出端倪，估计养老金改革的最终方案也将是一种大妥协的产物。

一、挑战和困境

德国作为世界养老保障制度的发祥地。早在1889年俾斯麦时期就颁布了《养老和伤残保险法》，创立了适用于工人的养老保障制度。并于1911年扩展到职员和遗属，最终逐步建立起了包括工人、职员、矿工等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现代法定养老保险体制。战后，以1957年养老金改革为标志，确立了以现收现付筹资模式为基础的现行养老保障体制。其关键是“代际合约”：即现在工作的中间一代，在抚育目前尚幼的年轻一代的同时，通过养老保险缴费赡养当前已经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年长一代。其实质是财富的代际转移再分配。70年代以来，一系列处于剧烈变动中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因素对德国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提出了挑战，震撼、动摇着现收现付筹资体制的基础。

首先，经济增长滑坡，就业状况恶化。70年代末期以来，德国经济步入了低速增长阶段。以1991年价格为基准计算，与“经济奇迹”的60、70年代平均4.4%和2.7%的高增长率相比，80、90年代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2%和2.0%。这自然遏止了工资收入增长的速度。每个从业人员毛工资收入实际年增长从60、70年代平均5.7%、2.7%跌至1.05%、0.9%，养老保险缴费的增加减速；与经济增速放缓相伴，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率从1980年84.4%滑落到1998年的80.2%。同期，失业人数从88.9万猛增到428万人。尽管失业保险机构会代失业者缴纳养老保险费，但其保费计量基数此时只是失业者以前毛工资的80%。加之，并非所有失业者都有失业保险机构代缴保费。所以，无论如何这都会导致养老保险费征收的缩减；另外，还导致了青年进入从业生涯的起始年份推迟和年长职工的提前退休（1972年养老金改革引入了灵活退休年龄规定）。数据显示：15～20岁青年的从业率从1980年的48.5%降为1998年的33.1%，而同期，60至65岁老年人的从业率也从44.2%跌至32.9%。进入养老阶段的年龄则从64.3岁（1970年）提前到62.7岁（1996年）。显然，这种晚就业、早退休的趋势实际上缩短了养老保险者的缴费年数，减少了缴费，却延长了享受养老金的期限；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恶化，使非全日制和廉价工作（指每周工作少于15小时，每月收入不超过630马克）日益受到雇员和雇主的青睐和推崇。以西部为例，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就业者在总从业人员中的百分比1970年是8.7%，1980年11.1%，1998年已高达20%。非全日制工作增加对全日制工作有挤出作用，相比之下不可避免带来养老金缴付额的下降。更何况原来从事630马克（西部）、520马克（东部）以下所谓廉价工作是没有缴付养老保险金义务的。造成大众趋之若鹜，从1992年到1997年此类廉价工作就业者年均增长24%，从450万猛升至560万，可谓蔚然成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自营人员的增加和假自营者（Scheinselbstaendige）的盛行。由于经济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劳务和通讯业等第三产业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