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位理论

在80年代末，李汉林和方明等人在研究中国城市组织问题时提出，单位组织是中国城市组织结构体系中的基本组合形式，这一组织形式的产生，起源于根据前苏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建立的解放区经济组织，其特征是国有化、权力高度集中、供给制和义务劳动制以及厂长、党支部书记和工会委员长的“三人团”领导体制。1949年以后，这种组织模式发展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和企社不分的单位组织，其主要特征是半封闭性、对政府的全盘依赖性和功能多元化（李汉林，方明，王颖，孙炳耀，王琦，1988，第273～373页）。随后，路风从历史的角度，对单位制与过去解放区供给制之间的源渊关系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察，他认为，单位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国家组织的外延产物，中国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都取决于他与不同类型的或单位化程度不同的单位组织的关系，个人只有通过单位化才能合法地分享由国家或集体控制的社会资源。路风对单位制组织的特征的细腻描述，使单位组织最终成为一个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学术概念，他在此领域的研究应该说是具有开拓性的（路风，1989）。李培林等人把单位的概念引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认为在传统的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单位化是中国国有企业组织的基本特点，所谓单位化，一方面是指企业成员的身份、地位、利益分配、行动方式等是与企业的单位性质——即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管理体制、制度化结构、占有资源的稀缺程度等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是指企业成员的一切社会生活（甚至包括闲暇生活）都对其所在的企业具有很强的依赖关系。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和经营单位，也是一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管理单位。企业单位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企业的行政属性，二是企业的功能泛化，三是企业资源的非流动性，四是企业成员利益的非阶层化（指企业成员的利益更密切地与其所在单位而不是其所属社会阶层相联系的现象）。企业职工的固定就业制、终身雇佣制、平均工资制和全面的福利保障制度，与职工对企业的全面依赖以及对自主选择的放弃之间形成一种成本一收益的均衡模式（李培林，姜晓星，张其仔，1992，第95～100页，178～202页）。李路路和王奋宇则把单位制放在一个更大的制度化结构的范围内进行考察，认为在传统的体制下，单位制、行政制和身份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次级制度化结构，这些次级制度规定了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和权力、身份等社会资源的获得方式（李路路，王奋宇，1992，第83～103页）。

对中国单位组织的探讨已引起众多国外学者的参与，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国外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单位组织的历史起源，目前这方面的历史考察有多种说法，如认为起源于前苏联的机构模式或解放区的供给制；或认为起源于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注重保险和福利的地方技术工人行会；还有的认为单位制的古典形式起源于中国60年代中期，有三个决定性的因素：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流动的逐步取消，企业财会体制的调整使大多数企业具有了物质上的剩余，以及60年代精简行政管理机构人员的计划。其次是关于单位组织与日本或前苏联组织模式的比较研究。最后是关于改革以后单位组织的变化，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在改革初期，本来是以企业的单位制特征为改革目标，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放权让利等改革措施的实施，其结果却是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单位制，因为企业具有的更大的剩余分配权使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性也更强。关于单位组织的特征，国外的学者更加强调了其具有人事权、社区服务设施、独立的账目和预算、处于城市的或非农业的范围、属于公有领域等特点（Lu and Perry，1997）。

二、国有企业和单位制的起源

关于一种制度在历史上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这往往是一个谜。尽管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写过很多制度起源的书，但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往往对此不予理睬，他们往往认为，对一种制度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似乎并没有追根溯源的必要。然而，一种制度产生的理由，往往演变成它的运行逻辑，它以后的所有发展变化，都与这一内生的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过，尽管制度的起源属于“已经经历的事实”，不像“尚未经历的事实”那么变幻莫测，但围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