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在进行着财富创造与积累的同时，也正在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积累，这就是老年人口的积累。在200多年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口出生模式的变化以及科技推动下的医疗，保健手段的进步，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不断提高，白发浪潮汹涌而至。能否为解决老年人的供养问题寻找一条合适的途径，不仅关系到老人们是否能够实现“老有所养”的愿望，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后代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养老模式的历史变迁

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程度很低，生产、教育等功能都是在家庭内进行的。家庭的存续与家庭生产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家庭成员密切协作。作为一家之长的老人往往是家庭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而且由于农业社会的较少变迁性，生产知识、技能与生活当中的礼法规则历经几代仍能发挥指导作用，后代人的生活如同前代人的翻版，年龄越大，知识、经验就越丰富，也就最有权威，因而老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极受尊敬，“以至于有时候年轻人竟盼望着进入老年。”^[1]因此，在传统社会，老人的赡养就很自然地与家庭生活融合在一起了：由于年轻人在生产、生活上必须依赖老人，老人就不可能从家庭中分离出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老人的权威地位更是由于宗法制度而得到了加强。

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不断深化的社会分工将一部分原来由家庭承担的职能转交给社会来执行。人们不仅从家庭外获取生活来源，而且个人的教化过程大部分也是通过学校、工作单位、伙伴群体和传播媒介来完成的。年轻人更多的是依靠家庭以外的“社会资源”获得满足，而不再单纯地依赖家庭。老人的经验之谈被视为老生常谈，他在家庭中已失去了权威地位。“老人与其成年子女间的关系逐步变为一种维持着的社会接触”。^[2]再加上年老体衰和疾病的侵害，他们似乎成了家庭的负担，这些都促使了老人与子女家庭的分离，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冲击。

世界上许多较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例如英国、德国、美国，早就开始通过向老人提供养老退休金和其他社会援助机构、养老机构的方式，由社会承担一部分养老职能。但是日益庞大的老人群体给这些国家的财政带来了很大压力。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正处在逐步完善阶段，养老金也只能解决城市老人的晚年生活，绝大部分农村老人还未纳入到社会保障范围内。另外，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落后，西方国家进入老年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000美元，而我国却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水平来迎接老年社会的到来。所以，将老人完全推出家庭，由社会来养老是不现实的。家庭养老可以说是在我国经济还不发达条件下的一种过渡模式，更何况，由于受传统文化与亲情观念的影响，家庭在对老人的精神安抚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二、文化价值观念与养老模式选择

对老人的赡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经济扶持、日常照护和精神慰藉。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对老人赡养的侧重点上也不尽相同。

中国的传统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家庭观念和宗法制度之上的，重亲情，讲天伦，希望家庭成员之间“长幼有序”，和谐相处，要求子女遵循“孝道”，这种家庭观念在养老模式的选择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方式影响着子女对老人的赡养方式。由于中国人重视亲情关系，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与照料并没有分明的年龄界限。不管孩子是否长大成人，一般来说，只有当他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以后，才不再依靠父母生活。而在此之前，父母往往不仅为子女提供主要的生活费用，而且还资助他们完成学业，甚至有的父母在子女经济独立之后，仍不断在经济上和日常生活上给予帮助。如果把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当作是一项较长期的投资的话，那么在父母年老体衰时得到子女的赡养也可看作是老人应得的回报。其实，子女孝顺父母，并不是老人希望从子女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实惠，而是获得心理上的安慰，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作为子女，对老人尽孝，承担起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不仅是由于血缘关系而天然生成的亲密感情，而且从道义上讲也是对老人养育之恩的“反哺。”

在西方国家，孩子长到18岁就标志着他已长大成人，意味着父母对他的抚养义